1992年，各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签署了第一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自此，世界各国为了共同的应对气候变化理念，已经进行了长达20年多年的谈判。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业界的科学家们必须面对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实：横亘在公约达成之间的障碍其实一直没有清除过。6年前，哥本哈根气候大会（COP15）曾经被视为人类遏制全球变暖行动“最后一次机会”，也仅仅达成了一个毫无约束力的协议——这远低于外界预期，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会议。

再过半年时间，也就是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将在法国巴黎举行，这次大会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要达成一个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但是，历经20多年困难重重的谈判，许多重要问题依然存在。虽然有科学对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信心慢慢，认为它不会成为另一个哥本哈根大会，但是更多科学家似乎已经不抱什么幻想。确实，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让科学家、决策者和公众对这个问题已经疲乏生厌了。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为实现2010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所提出的将全球平均气温控制在2°C以内的的进程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严格的测量、报告和验证机制也还未达成共识。然而，2°C的变暖红线已经近在咫尺了！

在今年的巴黎会议上，人们希望达成某种协议，而之前拟定的全球气候目标却被淡化了。谈判的目标其实已经成为政治上实现的可能性，而不是环境可取的目标。之前的失败，是在关注建立一个全球的、“自上而下”的稳定排放目标或具有法律约束的碳收支。如果放弃一些“自上而下”的顶端目标，巴黎会议将只能专注于各国自愿，实现“自下而上”的承诺减排，这种“离合器机制”，需要更有力度的政策，但似乎并不太可能实现所需的结果。

在这场几乎牵扯所有国家的闹剧中，一些科学建议本身也成了受害者。为决策者提出建议的气候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被迫继续扩展他们的模型来传承那些减缓措施。其中入了许多令人怀疑的概念，如在理论上通过“负排放”来偿还“碳债务”，抵消那些延迟的缓解措施。众所周知，森林砍伐是人为二氧化碳排放的第二大来源，历史上对森林砍伐的担忧实实在在促进了保护热带雨林的行动。REDD（Reduced Emission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引起的排放）计划提出了鼓励森林砍伐率高的发展中国家减少森林砍伐，并从发达国家获得补偿，而不必在国内采取高成本的减缓行动。发达国家则可以通过融资完成自己的减排承诺，通过补偿发展中国家实现相似的减排活动，成本可能更低。很明显，如果能正确使用这一策略，可超越各国家和地方简单从土地转换中获取机会成本的理念。但是，这个策略由于一些悬而未决的技术壁垒，凸显了更多的问题，如对补偿的验证和监控，还缺乏与此匹配的全面国际气候政策。如果大家都在补偿机制上玩弄技巧，拼命去寻找对自己国家和地方有利的所谓碳汇，其结果可能是将地球生态系统已有的碳汇按照人的意愿重新分配甚至夸大，实质上并没有实现有意义的减排。但大气系统需要的是总量上的减排，这种措施可能只会鼓励更多设法将减排义务转嫁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方案出台。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谈判目标已经成为政治上实现的可能性，而并非环境可取的目标。

Nature撰文[1]倡议，科学家必须抵制那些破坏气候科学一致性的压力，不应散布一些虚假的乐观，他们必须立场坚定，捍卫自己的智力独立性，发现和建议，无论它们在政治上是多么令人讨厌。在目前被政治化的气候政策下，科学家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远离决策而发表自己的独立声明——在目前的形势下要维持2°C的碳收支已经没有可能了，要么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法来规避这种约束——2°C的红线是错误的。但遗憾的是，许多科学家选择了实用主义，导致一些矛盾立场的出现，比如过去几年里在气候经济中按照需要变化了各种假设条件：科学家曾经认为全球排放量将在2020年达到峰值，每年减排率超过3%是不可行的，但这些假设却在不断变化。具体来说，2007年IPCC在第四次评估报告中说，为了维持2°C以内的变暖，2015年碳排就是峰值；然而，2014年IPCC发布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指出到2030年的排放高于目前的水平，仍然会兼容这一限制，当然年度减排率会达到6%。无独有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所负责的年度排放差距报告（Emissions Gap Report）认为，要填补2°C目标与国家承诺之间全球排放水平的差距，最早的期限为2020年，而2014年的版本则延长到2030年。

气候经济学家们曾经所提出的2°C目标点是“不成功则成仁”的，必须添加“负排放”，要在本世纪下半个世纪能从大气中有效去除温室气体，之后要偿还的“碳债务”是巨大的，甚至是最初根据科学家在2°C限制下所设定排放剩余配额的两倍。大多数模型认为，通过使用一个称为BECCS（生物能源和碳捕获与储存）组合的方法（需要5亿公顷的土地）是可以实现的，但实际上其中还一些未经证实的技术。但决策者似乎对这个问题非常乐观，他们理解的是：尽管20年来在不断排放，2°C的目标看似在理论上仍然是很容易达到的。决策者直接忽视IPCC报告中的一些细则，简单粗暴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让气候科学家们感到万分沮丧。其实，也有确切的迹象让研究人员保持他们的立场。例如，IPCC第五次报告中第三工作小组，评估了这些缓解措施，拒绝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分配的任务，与1.5°C目标相比，评价了2°C目标的充分性。如果说科学是无法判断风险规避水平或代际间的公平性，IPCC可能会削弱其在全球目标设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但如果科学顾问不要求精确的稳定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不再能简单地用“科学这么说的”来证明全球政治协议。

在今年的巴黎气候会议之前，气候科学家应该多用些时间来重新评估一下自己的角色。留给气候政策的咒语——2°C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如果总是重复“现在开始行动，仍然是有效的”——这种说法显然在科学上是无稽之谈。科学界其实在这些问题上面临着各种干扰，政府部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试图吸引科学家来支持他们政治上“正确的”原因，还有气候变化否认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理论上的漏洞。日常政治显然不是以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为主的，而是尝试循政决策（policy-based evidence-making）。例如，决策者将IPCC的报告主要看做是引用的来源，只是为了佐证他们自己政治偏好有多么正确，有时候断章取义让IPCC感到大为恼火。因此，科学家应该抵御政治企业家所兜售建议的诱惑，例如，他们总是夸大改变经济或部署可再生能源技术是多么容易。科学家的任务是批判地分析政治努力的风险和效益，以实证来充分地（虽然不受欢迎）展示全球气候政策的话语权。科学家也不应太高估自己的影响力，科学证据只是影响政治决策的众多因素之一，如选民的偏好、可用资金和利益冲突等。科学家希望最好的是明证决策（evidence-informed policy-making），毕竟这不是一个民选过程，证据与事实同支持者数量无关，但证据透明是一个必须的前提。

注：本文是文献[1]的读书报告。有些词汇没有找到现存的翻译，不知是否妥当。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循政决策（policy-based evidence-making）；明证决策（evidence-informed policy-making）。

参考文献

[1] Nature 521, 27–28 (07 May 2015) doi:10.1038/521027a

【未授权发表申明】该文的主要内容被修改后发表在北京科技报/2015年/6月/22日/第052版，题目为：气候变化政策期盼明证决策。但该文发表并未得到我的授权，特此说明！（如果记者或编辑曾联系过我，是我忘记了，请提示一下我们交流的邮件时间，或者提供一个快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