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14-10-16）的Nature发表了关于“大学实验”主题的专刊，介绍世界各地的大学试图摆脱旧思想习惯束缚和探索新的做事方式的各种不同做法。本文是阅读这些相关内容的读书笔记。

大学是什么？根据美国小说家和内战历史学家Shelby Foote的定义，它仅仅是“一群聚集在图书馆周围的建筑设施”，是伴随一代又一代学生一生中最好的时期的场所。对语言学家来说，大学是教师和学者群体拉丁语描述的一个衍生词。一千多年来这个群体的重要意义一直持续着。教育—知识转化—研究—创造知识之间有着自然的协同。11世纪，第一所大学在欧洲出现，其功能就是教育学生和探讨学问，没有其他的。他们雇佣聪明的年轻牧师来对古代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德的作品进行新的重发现。只是在19世纪，英国和德国占主导的时候，大学才开始对科学研究给予同等的重视。

大学总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变化速度正在加快。在过去数十年里，世界各地的大学开始承担更多的任务。今天大学不仅是教育和探索中心，还是经济发展的引擎、社会正义的灯塔和新学习模式的实验室。更重要的是，大学正在失控的进程中，有些变化是被迫的，教师和学者群体肯定在忍受这种变化，但这种变化太强大了不容忽视。而如今，世界日新月异的加速发展又意味着大学必须不端改革以实现它们继续履行寻觅和分享知识的功能。如今大学增加的一些任务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许多国家的政府又面临着财政危机，难于一揽子解决这突如其来的众多新问题，更是让这样的改革雪上加霜。无论如何，大学这种群体形式未来将有深刻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所今天的大学与2030年的大学将会迥然不同。

这并非哪个国家的个案，而是一个国际关注的问题，全球许多大学都在探讨用新的方法来考察我们的教育和学术。但不同大学的模式、所受到的资助以及操作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异，很难概括了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所有大学所受到的外部力量的冲击是一样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前面两个需求已经有几十年时间了，而后一个则是刚刚开始：

1）第一个挑战是大学要教育更多的人。最初大学教育的扩张仅仅发生在一个世纪前，之前大学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上层社会，是提供一系列有关法律、医学和科学的专业培训的学校。在最近几十年里，学生的数量和类型一直在扩张，一系列社会变革让大学教育受惠于更大群体、更多样化的人。

2）第二个挑战是要走出象牙塔。大学不再看做是主要是由好奇心驱使和对知识渴望的地方。相反，它们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一个大学办得是否成功，最后由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确定。许多研究是面向具体问题的，科学家们正在成为崭露头角的企业家。知识的作用可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政策正被引入到去产生最大投资回报的地方。

3）最新的挑战是重新评估学习和创新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们如何体现出来。从MOOCs这种在线课程的不断发展来看，转变了传统大学一对多讲座形式的惯例，也挑战了研究是个别天才的经典模型，一个世纪以来的大学理念的根基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大学应该走向何方？大学正在寻找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些压力。近些年的实践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和讨论，当然也可能是前进道路上的陷阱。受技术高速发展和不安分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出版和体育再到金融和零售各种评论都试图发现高等教育与其他正在迅速变化的行业之间的相似之处。有人警告说，螺旋式上升的成本将会让许多大学破产；一些网络狂热分子甚至声称，未来完全没有必要召开什么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物理学大会。

最终，未来有两种可能的大学：1）通过选择最具创新性的技术和最吸引人的想法并包装在一起而形成的抽象机构。这就是飞行汽车和火星殖民的未来。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但很难看到如何发生。2）未来的大学仍然牢牢地扎根于现在和过去的大学，但是这里是学生、教师和学者聚集起来分享和搜寻信息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现存的大学都有这样的希望和未来。目前变化太快，难于知道它们需要生存的土壤和具体的制度结构是什么。

在Nature的这本特刊中，收集了世界各地的大学采用多种方式试图摆脱旧的思维习惯的束缚，并探讨新的做事方式。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1）一个长期的问题是院系结构的划分，让研究人员的跨界思考难于突破其专业划分的物理界限。同期Nature有两篇文章探讨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所积极倡导的跨学科中心正试图拆除学科之间的围墙而重塑学术界（Arizona's big bet: The research rethink ）。另一篇文章讨论了如何促进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商业化，将来自产业的科学家作为学术同行放在同一栋大厦中。文章认为，将产业实验室放在学术环境中对各方都有利（Academia and industry: Companies on campus）。

2）象牙塔心态（ivory-tower mindset），导致大学教师鄙视商业活动。本期Nature发表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中国大学“三步走”改革：高水平师资队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这篇文章，讨论了中国大学如何引入西方式的tenure system来鼓励创新和冒险。文章列举了2005年到2012年中国全职研究人员数量、高等院校发表学术论文数量、授权专利数量的大幅增长情况；但同时指出，中国科研成果质量还相对较低，技术转移能力也较薄弱。以往交大教师收入的80%来自他研究的课题，“很多时候，老师需要从课题的间接经费里拿出来奖励自己，奖励自己的团队。”他说，“这种机制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学校做的事情是把科研经费里用在人头上的经费，拿过来，用于改革。”《自然》杂志执行主编坎贝尔评价认为，张杰提出的改革战略很有系统性，对外，在国际市场招聘优秀年轻教师；对内，现有教师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在多重职业发展路径下寻求发展——最终将实现所有职业发展路径都并行为统一的、有活力的长效机制。（http://news.cqnews.net/html/2014-10/16/content_32273642.htm）

大学要生存就必须变革，但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这些实验中哪个将会培养出受过最好教育的学生或在学术认识上会出现最大飞跃。

参考文献：
1）Nature 514, 273 (16 October 2014) doi:10.1038/514273a
2）Nature 514, 287 (16 October 2014) doi:10.1038/51428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