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拟挑选100名具有冲击诺奖能力的人进行培养这个消息发布后，在科学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争论。有表示支持的，有表示反对的，有冷眼相看的，甚至有表示痛心和失望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的科学研究最终到底想收获什么？如果偏离了这个目标，所有的行动和计划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对科研政策一直缺乏研究，也很少思考，但科学网的各种争论倒也引起了我的参与欲望。因此，在读书看报的时候，也会偶尔留意这方面的内容。无耐这方面知识的积累有限，只能理解那些简单、朴素的认识。上周四，Nature周刊世界观察（World View）栏目，发布了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策研究专家Daniel Sarewitz的一个观点：科学的地位应体现在服务社会上（Science's rightful place is in service of society）。认为科学政策不是把精力放在花了多少钱上面，而是应该关注是否可将投资转化为公共利益（public good）上——我朴素地理解，这应该是科学研究的源动力吧。

而且，这算不上什么新观点，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们肯定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对待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是否忘却了这个初衷。因此，Nature周刊的这篇文章还是值得一读的。这里，我作为一篇博文来推荐给大家。

作者认为，美国目前的政治状况一片混乱，联邦政府关闭了一段时日，什么东西都要削减，还有无休止的党派争吵。但这是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盘点一下公共资金资助的科学今后应该往何处去？毕竟，五年前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时曾承诺要在美国社会“恢复科学应有的地位 ”，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有些事儿如果做得不是那么如人意，扯出所面临的财政危机，总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所以，现在没有更多的钱可扔在科学上了，提高其社会价值的唯一方式是勒紧裤腰带，看看以前的钱是怎么花的。奥巴马政府应该已经意料到这个问题了，他们的科学政策正在增加一项战略，以纠正美国研究企业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曾经的科学行为与实际的社会用途脱节的问题。比如，在生物医药领域，美国NIH在1998年和2003年之间的财政预算增加了一倍，但却并没有降低药物开发高得惊人的失败率和成本。面对这一问题，奥巴马政府创造了全国推进转化科学中心（ NCATS ） ，由美国国会于2011年12月批准，需要“政府，学术界，慈善机构，病人倡导者，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克服转化中的障碍，并提供解决方案来检测，治疗和预防疾病”。

虽然早已预测到经济危机厄运的来临，但是美国的基础科学在世界上来看仍然是卓越超群的——这可从目前正在收获中的诺贝尔奖略见一斑。但是，回报社会的部分究竟在哪里？文章列举了三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1）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底特律破产，这里曾经是世界汽车业的中心，强调需要新的基于科学的技术领域来为数百万人创造就业机会，但它也明显缺乏科学卓越与经济福祉之间的联系。为了帮助弥合这样的缺口，美国去年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院，专注于3D打印技术的研究，并启动了与企业投资相匹配的政府资金3000万美元。5月份，宣布了三个制造机构，每个机构都是一个区域枢纽，旨在弥合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之间的差距，汇集企业，大学和社区学院以及联邦机构在技术领域共同投资。

（2）在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影响或减轻其成因方面，超过20年的研究仅取得了为数不多的成就，仅总结出自1990年以来的第三次全美气候评估，却还需要新的程序进行“持续评估” 。国家评估是决定性的总结，但持续评估则不同。根据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持续过程是要综合各民营企业，州和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专业协会及受影响社区的各种观点，有助于科学家了解社会需求什么信息，以及使用这些工具和数据后所提供的持续反馈机制。

（3）美国能源署（ DOE ）一直被认为表现逊色，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早在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前，美国国会就授权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局能源办公室，并让其去申请DOE外的高风险，高回报项目，但直至奥巴马政府上台才获得一些资助。一年后，DOE推出能源创新枢纽（Energy Innovation Hubs）投入到诸如能源储存领域的挑战，通过包括大学，私营工业，非利润机构以及政府实验室的全研发领域的顶级人才，整合多学科，工程领域和技术领域而组成专家团队。去年7月，该部门表示，这正将基础研究和能源技术研究整合在同一个管理机制下，增强了基础科学，应用研究，技术示范，以及调度分配结合的紧密性和行动步伐，而这个是本应该在25年前发生的变化。

作者最后分析，究竟是什么将这些举措可联系在一起呢？必须承认，当科学工作者和利用科学知识的用户彼此了解对方的开发能力和需求，资源分配才可能更加有效，知识的可靠性需要进行测试，使其利用更有效。每一个举措，旨在促进科学家与那些可能从这些科学知识中受益的人群之间联系的紧密性与持久性。上述列举的这些项目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甚至其中有几个是有争议的，但可以看到，他们是在通向科学政策最终目标的正确道路上移动，那就是：不是关注用多少钱花在科学上，而是在考虑如何确保科学投资变成公共价值。 科学应有的地位，必须通过复杂的制度安排，使科学的进步和贡献在与社会打交道中体现出来。

关于该问题的更多讨论，参见：“服务社会是当今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文。

参考资料

Nature 502, 595 (31 October 2013) doi:10.1038/5025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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