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是一个特别而平常的日子。作为地球环境保护的坚定成员,有必要在这个节日到来之际说一些话。虽然下面的内容有老生常谈之嫌,但我还是想不厌其烦地再说一遍。在过去的50年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故事和思考,仍然值得我们今天的人继续学习和反思。
联合国最早举办一些与地球相关的纪念活动(也算是地球日雏形),是选择在春分。从理论上说,春分时节,阳光直射赤道,昼夜等长,这代表了世界的平等;另外,这一天太阳可以同时照耀两极,无极昼极夜现象,全球一片光明,这似乎也象征着人类要抛开彼此间的争议和不同,和谐共存。因此,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庆祝春分节气的传统。
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地球日”(确切地说,应该美国地球日),则是1970年4月22日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个当时刚满25岁的学生丹尼斯·海斯(Dennis Hayes)在校园发起和组织的,他因此也被誉为“地球日之父”。1970年的“地球日”活动,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作为人类现代环保运动的开端,它推动了西方国家环境法规的建立。还促成了美国国家环保局的成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197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成立,国际性环境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建,以及保护环境的政府机构和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增加,“地球日”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其影响随着环境保护的发展而日趋扩大并超过了美国国界,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1990年4月22日这一天,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在“地球日”活动组织者们的呼吁下,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宣传活动,参加人数达几亿人。从此,地球日才真正成为“世界地球日”。中国也是从那次地球日开始,在每年的4月22日都举办“世界地球日”宣传活动,并根据当年的情况确定活动主题。中国今年的主题是“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 。
丹尼斯·海斯
上个世纪70年代,人们能对全球的环境问题有如此的关注,除了1970年是个多事之秋(比如“阿波罗13号”的悲剧导致登月计划的失败,南卡罗来纳州萨瓦那河附近一家核工厂发生泄露事故等),人们也开始对汽车含铅尾气的排放、工厂大量排放浓烟和污水等感觉不满,更重要的可能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在1962年的出版,为这样的环境运动做了一些理论铺垫。
《寂静的春天》一书以生动而严肃的笔触,描写因过度使用化学药品和肥料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最终给人类带来不堪重负的灾难。这本书一问世,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敲响了人类将因为破坏环境而受到大自然惩罚的警世之钟。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但是,这本书很快遭到了猛烈的抨击,那些靠牺牲环境发财的人指责卡逊是“歇斯底里”,是“煽情”,是“危言耸听”。
这种情况放在目前,有些不可理解,所以先让我们回忆一下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社会意识状况。那个时候的报纸或书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在世界各国致力于战后重建的大背景下,人类的确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由于人类在当时“征服”自然中屡屡成功,所以思想极度膨胀,全球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中国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人定胜天”有异曲同工之“妙”。此时,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甚至没有人怀疑征服自然的正确性。卡逊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她当时瘦弱、身患癌症,但勇敢地向当时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遭受了空前的诋毁和攻击,甚至有些是直接针对她本人的恶毒攻击,就如当今在网上的一些不负责任的攻击一样。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历史是公正的。1992年,即在卡逊逝世后的第28年,也是该书问世的第30年,《寂静的春天》被推选为近50年来最具有影响的书。这本科普图书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它留给人类以振聋发聩的启示,引发了一场关于发展观问题的世界性大讨论。
雷切尔·卡森和她的《寂静的春天》
由于这本书的出版,以及1970年的地球日宣传活动,在1972年6月5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的委托,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经济学家)和勒内·杜博斯(Rene Dubos,生物学家)合作撰写了一份非正式报告,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只有一个地球》(Only one Earth)一书。虽说当时只是一份非正式报告,但却起了基调报告的作用,其中的许多观点被会议采纳,并写入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因此,本书是世界环境运动史上的一份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献。
《人类环境宣言》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国正值十年动乱时期,人们的脑子里充满了极左的情绪。1974年,这本书的中译本发行,但只是内部发行。为了让这本书出版,中国当时的环境保护学家也是费劲了心机,将她定位为“反面教材”让大家批判,出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为了便于在这一领域中与帝、修、反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把《只有一个地球》一书译出,作为反面教材,供领导和有关同志批判。”1981年,《只有一个地球》中译本再版发行,曲格平同志以《欣慰的纪念》一文为其恢复了名誉。“对待世界性的环境问题,我们差不多是采取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态度。那时候,我们相信,并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有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公害是资本主义罪恶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给社会主义抹黑 ”(曲格平)。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讨论地球与地球环境的话题了。但希望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讨论的层面上,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都来关注我们的地球家园,并加入我们的行列,为地球环境保护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
《只有一个地球》中译本,左(1974),右(1981)
【附录】:小学教材中的《只有一个地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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