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新编：

  从自然伦理到社会伦理从“害虫”的生存权到人的尊严 

  ——兼及价值哲学、天人关系与科技的合理功用 

  ——拜读李学宽佳作《害虫是不是有权在地球上生活？》一得 

  （李学宽摄影-博文佳作欣赏之六）

杨文祥

我在近日所写的《关于艺术审美的点滴思考》一文里，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艺术审美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艺术价值的价值评价过程。人的审美价值评价实践实际上是一个对人的精神性本质的探索和认同过程，对人的精神价值的诉求过程，对人这一具有精神诉求的生命形态的一个生命实践过程，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过程。

因此，审美价值评价实践必须建立在一个科学的价值哲学理念和价值哲学观的基础之上。

在我个人的审美视野中，艺术审美与艺术评价应分为常规评价和超常规评价两个层次。所谓常规评价就是将真、善、美的统一以及这一统一所到达到的艺术境界作为评价一件艺术作品水准高下的评价标准。而超常规评价则是在常规评价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判断和评价一个艺术创造主体借助其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在对真、善、美的价值诉求的艺术实践过程中所实现的精神自由。

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所实现的精神自由以及这一精神自由在实践中的实现程度，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通过艺术作品所体现和揭示的人生哲理。

    日前拜读了李学宽教授的配图博文佳作《害虫是不是有权在地球上生活？》。这篇博文佳作及其所配的摄影佳作在艺术与哲思二者的相互融合方面颇有独到之处，不但给人以美的愉悦，而且在人生哲学方面发人深省。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种昆虫究竟是不是害虫，并非取决于这种昆虫的自身要素，而是决定于人类有限认知能力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对这种昆虫的当下认知，而且这一认知极有可能经受不住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而在将来的某一天被证明是一种误解甚至是一种无以挽回其灾难性后果的可怕错误。   

20世纪中叶，具体说，是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此书的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切，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各类环境保护组织和动物保护者协会等非政府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在世界各地纷纷组建起来，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与会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就此，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事业以此为发端出现在当今世界的历史舞台之上。

这就是说，目前国际社会对环境和生态的关注，源于对长期以来人类对自己置身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日益恶化的无意识这一惨痛历史教训的吸取。 

实际上，这种发生在自然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故事并非偶然，同样的故事无论是在此前还是在此后，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人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态之中，发生在人类自己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过程之中。 

发生在自然环境的这个故事隐喻着世界内在的自然伦理。而发生在人类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过程中的故事则昭示着与这一自然伦理在内在核心结构上相一致的社会伦理。

 天人合一，万物同源，万事同理。

文革期间，“广大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下”，出于“无比强烈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义愤”，在全国范围内，将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伴随“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是草菅人命，冤狱丛生，哀鸿遍野。文革结束后，直至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之际，人们才如梦方醒——那些不但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力，更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的“牛鬼蛇神”们，竟然无一不是当代中国的知识、文化或科技精英，其中不乏在科学、教育、文化诸领域响当当的大师和国宝级的人物。

让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无比痛心的是，这些“反动学术权威”中的那些惨遭地狱般的磨难，本不该逝去却过早地逝去的民族精英，就这样成了那些一次又一次无休止的无妄之灾之下的无量冤魂…… 

另外，依据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当年的社会认知，那些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所痛恨无比的“国民党反动军官”和“军统特务”，无一不是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大奸大恶之人。可是根据近年来陆续公开的史料和据此编写的影视作品，这些当年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阶级敌人”，竟然有不少人是腥风血雨铁血交加的抗日战场上的民族英雄。他们分别在前线、敌后、地下等各条战线中，在艰险卓绝的环境下，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爱国史诗。 

自然界的生物物种形态各异，数不胜数；社会上的人们各有其志，各具其趣。如果依据人类一时有限的认知，动辄宣布某种生物为害虫、害鸟或其他有害生物；如果仅仅依据我们一时的认知、好恶或利益所在，动辄用“无产阶级铁拳”将与我们不同的人或群体宣布为阶级敌人和反动集团，随即将这些“害虫”、“害鸟”连同这些“反动异己分子”“一网打尽”，“无情打击”，“株连九族”，“斩尽杀绝”，这种粗暴的做法即便不能用“残暴”的“法西斯手段”来类比，起码不能说是一种科学文明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形式，也不能说是一种理智开明的具有现代文明理性高度的政治举措，更不具备现代文明所应有的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透过具有一定时间长度和历史跨度的“历史显微镜”，人类过往的愚昧，我们自身曾经的粗鄙、野蛮和落后，不但看得格外清晰，更让我们看得惊心不已：

历史上那些好大喜功、激进盲动、功利短视、愚昧落后的意识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灾难是一种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和生死存亡的生存危机，决不是“在所难免”地“交学费”这样一句话就能轻松了事的戏言。而其所造成的社会灾难与民族牺牲，更不是一纸历史决议和平反结论就可以弥补的历史损失，尽管这种历史决议和平反结论是伸张社会正义平复冤狱所必不可少的组织程序。

由此看来，近年来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以此为科学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论思想不仅仅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发展，首先更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唯心史观的决裂，是对“斗争哲学”这种追求绝对斗争，缺乏人道关怀和人文内涵的形式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学术批判与理论扬弃。 

当然，对和谐的价值追求并非意味着无原则地放弃必要的斗争。在文明进步和人类社会理想的意义上，斗争仅仅是在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之下追求安定，实现和谐的一种社会手段，而绝非“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那种价值理念中的终极目标。

正是通过上述这种哲学-历史观上的决裂、学术上的批判与理论上的扬弃，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与当今时代和现代文明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命尊严——的价值理性和科学理性的历史对接，构建起与信息文明和信息文明建设理论的内在联系。 

另外，从宗教哲学的理论角度，或具体而言，在佛家的理论视阈里，人世间的一切困厄与危机，全部都源自于人类久困于贪、嗔、痴的迷障，由于陷身于无边的欲海、昏天黑地的仇视与仇杀、执迷于偏执和难以自拔的愚昧而失去了本真的良善、生命的方向和生活的目标。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为了远离贪欲的深渊，远离怨怨相报永无休止的仇视与仇杀，远离愚不可及的偏执，即使不是佛门弟子，只要良知尚在，就有必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我佛慈悲，可杀身成仁，却不可暴殄天物，尽管在自然界和生命世界的食物链之中，必不可少的杀戮在所难免——即便是温顺的羔羊，为了生存也会因为捋食草叶刨食草根而危及到植物这一生命形态的生存，造成草原的退化。因此，若仅仅是为了维系朴素、本分、简单而有限的基本生存，一切对生命的有限戕害都在尚可宽恕的范围之内，但若是因贪婪和仇恨而生的杀戮，则罪在不赦。

于是，无论是我们所推崇的“返朴归真”还是“回归自然”，其根本内涵均旨在于此。

就是说，佛家的“不杀生”理念与现代文明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环境与自然生态的保护理念在内在上是相通的。

这样，作为一位置身于现代文明历史条件下的科学工作者，如果能对佛教的哲学理念有所涉猎，无疑有益于深化自身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有益于对人性和人文理念的深度理解，在此基础之上，必然有益于对科学技术在天人关系之中的哲学地位与合理功用的科学把握。

这就是李学宽的摄影-博文佳作《害虫是不是有权在地球上生活？》给予我们的人文启迪和哲学启示。

参见：李学宽《害虫是不是有权在地球上生活？》阅读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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