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础研究需要条件支持

前瞻性的基础研究无疑应该是中科院的重点，也是中科院存在的意义。在“创新2020”中，列出的若干项目能够引导研究人员的努力。对某些研究方向进行引导是必要的、有意义的。但创新性研究通常不可计划，必须谨慎处理“重点扶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些问题。如果不当，有可能成为少数人占拥经费和资源的借口。

发展基础研究需要一些基本条件：生存、思想自由和基本的研究环境。如果要求做基础研究的人必须自己找课题养活自己，就别指望不会浮躁，也别指望创新。让愿意和适合做研究的人有一个适当的生活条件，别让他们忙于生计，有时间容许把研究问题做深做精。国家财力现在应该毫无问题，只是中科院要说服和争取。中科院还应该找开源门路，让研究人员生活更得体些。这些话的背后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在现行的课题聘任制下，这些愿望完全行不通。

思想自由是科学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从历史看，战国时代虽然社会不稳定，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应归功于思想自由和社会竞争需求这两个条件。在今天，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需求更加有利于科学文化繁荣。表面上看，科学界没有思想受限问题。而当研究人员的生存和研究方向完全依从于一个行政管理系统的时候，你的科学思想有可能自由发挥吗？由此，研究人员的思想自由和生存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若干重要的基础研究项目需要环境条件支持，包括材料和样品制备工艺和设备、测试系统、试验环境、衍生物处理技术等，这在国内研究所普遍缺乏，导致这类研究只好纸上谈兵。例如，如果太赫兹技术研究中，缺乏基本器件的制备，缺乏试验装置的制作条件，缺乏测试仪器和技术，我们受到限制是不是过大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些物质环境条件靠谁来解决？需注意的是，实现这些条件的理论和技术本身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

谈到基础研究，学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要么是爱因斯坦，要么是诺贝尔奖。这些重要吗？当然重要，但绝不是全部。大多数做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只需要知道爱因斯坦，他们目前不一定和诺贝尔奖有缘。这个队伍很大，分布于科技各个领域，是一只重要的中坚力量，支撑着科技领域的发展。只要有一个适合的环境，他们当中一定有人会得到诺奖。希望科技政策、宣传包括科学网上不要本末倒置。

我国科学界不乏才智高远者，满怀信心追求“颠覆性创新”；在信息技术领域要克服“信息技术墙”的重大技术障碍；在物质科学领域要争取揭开暗物质、暗能量之谜；要在第六次科技革命中占据重要位置。我们非常赞赏这样的雄心和追求。同时必须清楚，这个道路应该是“漫漫其修远”的。万丈高楼平地起，占领每个高科技领域都需要理论和技术基础，其中工艺实现条件和测试技术尤其是我们的软肋。试设想，在缺乏从微米到纳米级的工艺技术积累和相关的理论背景积累条件下，直接跳跃到量子计算物理实现和应用发展，是不是很靠谱？虽然后者在机理和实现技术上可能会完全不同，但许多精深技术的物理化学机理是相通的，可借用的，例如各种材料及不同性质薄膜的制备和刻蚀；这类技术适应大量重复性生产的控制方法；相应的测量技术等等。

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还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中科院只适合做基础研究，并且不应包含应用研究；高科技产业化不应该是中科院该考虑的问题；研究人员应该远离市场、耐得住寂寞。还有人主张只有“无用”的研究才最有用、最高尚。不能说这些声音没有道理。问题是这样作下去，路子走得通吗？

有两个事实：（1）即使主张“耐得住寂寞”者，也绝非不指望足够的科研经费支持；（2）国家给中科院的拨款就那么多，国家项目经费也有限，不找应用方面的开源门路，要实现“3H”目标，“提供一个比较体面的生活条件”，就只是对少数归国高级人才可能。这样的话，“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的圈子会小之又小。

白院长在“创新2020”讲话中有一句话是科技发展的事实，笔者非常认同：现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可以列举国际上近、现代顶级的一批数学家作为例子，他们精于数学，又在应用研究上有卓越贡献。另一方面，应用研究和应用需求是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源泉和推动力。要让年轻研究者明白，理论研究所处理的问题常常是模型化的高度简化问题，实际问题要复杂得多，可能会超出现有理论和数学能覆盖的范围。结合应用研究和应用需求，是大多数研究者理智的选择和产生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中国研究人员习惯于学院式环境。贫穷、制度和管理限制、试验条件和仪器缺乏必然会约束大多数人研究思想的开放。从论文到论文是最稳妥的选择，因为研究失败的后效常常是深远的，谁也担不起。这种情况有遗传性：研究脱离实际、脱离应用、追热跟风、专业狭窄，现在还没有改变。“年年报立项，月月盼发表。日日头渐白，碌碌一生老”，中科院内许许多多生命是不是这样度过的？离应用时间长了，研究缺乏新思路，哪有多少科技创新？

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搞好基础研究，中科院首先必须是“研究者的家园”，让愿意和适合于研究的人能够在这里潜心研究。必须让研究者都能有得体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不是少数人能够享有这种条件。必须有容许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的氛围，让研究人员从基本生活上不受制于行政官僚系统。必须不断改善和有机制支持研究者在较大的活动空间内获得必要的试验研究条件。要达到这些目标，不改革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肯定不行。同样地，不扩展研究发展思路和拓宽经济来源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