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科技考古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科大与北大的人文学院是研究的主要力量。科大建立了科技考古院重点实验室。C-14、K-Ar、U系、热释光等年龄测定方法，以及铅锶碳氧氮等同位素和微量元素示踪方法已广泛用于生命遗体与文物断代，人类迁居路径与活动范围，资源与制品来源及输送路经，农耕文化的发展等等方面研究。近来已在中国考古学会下成立了新兴技术考古专业委员会。今年12月16日在厦门大学召开了第三届年会，交流了大量一带一路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主任委员金正耀教授总结说：“科技考古讲中国故事潜力无限；新技术的探索将使科技考古活力无限；科技力量助推中国考古走向世界中心舞台前途无限。”近来国际上有两个关于中国科技考古的研究热点，一个是大洪水与夏王朝的建立；另一个是商代青铜器的资源来源。后一个主题涉及到与孙卫东教授的争议。

孙卫东是科大地化系的高才生，原我所研究员，是近十年来地球化学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在许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涉及科技考古国内外发表一些文章后，在国内外学术刋物，会议和网上各方的批评，有相同观点的说他是剽窃他人成果，反对的说他是出卖祖宗，汉奸，成为众矢之敌。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是认为商代以来的中华文明是从古埃及传来的。对孙的批判已两年多了，但还在继续发酵。剑桥大学等许多学者已联名写了重量级文章批评孙，快要发表。孙虽然犯了大错，但推动了学术争鸣，推动了中国考古界对埃及等一带一路的国家的科技考古，是好事。

孙卫东现象为何引起考古界和大众的关注，是因为涉及捍卫中华文明的大事。近三十年来中华文明的地位在国际学术界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是从DNA鉴定说中国人的祖先是东非人或欧洲人。因此国家基金会大力资助古人类源头的研究，现已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中国人的祖先是湖南道县人。因此我们也不要说祖先是北京周口店人。我在2001发表的“地球化学省与地球化学边界”一书中曾指出：“古人活动遗址离华北辽胶、华北-扬子与华夏-扬子地球化学边界竟也是如此的近，使人感到惊奇。”…………“中国大陆资源、环境的综合效应制约着人类起源、进化与文明的发展；物质组成、同位素组成是天体、地球、生命与人类演化的最基本的“基因”，地球化学边界则是最基本的“基因线”。一些人类学者从基因观点出发认为中国人类祖先来自于非洲，从地球化学角度看似乎是不能接受的”。现在确定的中华人类祖先在道县乐福堂乡严格位于华夏-扬子地球化学边界。我从铅同位素角度的预见是正确的。

二是说商代以来的中华文明是古埃及传来的，甚至说汉人是埃及人后裔。这就是西方一些学者眼中的一带一路。要振兴中华，必须振兴捍卫中华文明。因此必须有更多的高科技投入一带一路的考古。唱响东方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对商代文明起源的争议是来自商代青铜器的高放射成因铅的发现和资源来源的争议。90年代商代青铜器的高放射成因铅组成被金正耀、彭子成等人测定，同位素组成明显不同于夏代和周以后的青铜器，后者完全可与现在存在铅锌矿床相匹配。而具有前者高放射成因铅特征的铅锌矿床恰十分罕见。当时有两个人找我来讨论这问题，一个是金正耀，一个是德国马普的埃及物理学家Egrich，因为埃及同时期文物也存在同样的现象。青铜器的铅含量普遍在3%一25%，因此铅同位素组成完全是由加进去的铅所决定。商代青铜器的铜同位素组成测定表明铜料用的是自然铜，而自然铜的铅含量是ppm级。埃及的锡矿床报导具高放射成因铅，孙卫东根据这些资料认为商代青铜器来自埃及。但锡矿中铅含量同样较低在百ppm级，对青铜器铅同位素组成的贡献同样很小。根据滇东北存在多个含高放射成因铅的MVT铅锌矿，以及大量的自然铜矿床，我认为商代青铜器来自滇东北的可能性最大。这种观点在环印度洋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也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

商代青铜器高放射铅研究的主要贡献者是金正耀，但他写文章投Nature不能被接受。而孙卫东没有做什么工作，写文章恰能被Nature恰可以发表，其原因是来源解释能迎合西方一些占主导地位学者的口味。在古人类起源和中华文明史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为了能在国外SCI刋物上尽快发表文章盲目追随西方学者的观点而忘了祖宗。在其它研究领域内也同样存在这一现象。中国必须要有有自主话语权国际刋物。在评价研究成果学术水平上不能完全看有高引用率的SCI刋物上发表文章。可以说有源创新的研究成果是极难在高引用率的SCI刋物上发表。

   孙卫东是有才华的人才，但治学不严，爱在各种场合扬名出风头。这是他的毛病。现在的学术风气和评价体系也滋长了年轻人的这种坏毛病。科学无国界，但发文还是要有政治、道德底线。

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年会

含高放射成因Pb的商代青铜器

滇东北的高放射成因铅矿与自然铜矿分布

中国古代铜、铅、锡资源的输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