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教育实践中，几乎已经是单一的、赤裸裸的教育功利化众生相。

管基础教育的和研究基础教育的，在干什么？

管基础教育的，从2001年开始，推动新课改。

从理论上说，新课改好不好？我个人觉得，真是好啊。

教育理念第一次传达出“一切为了孩子”的主张。这既是教育响应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必然，也是彰显我们这个国家，关怀民众的一种国家情怀。对如此爱面子的中国政府来说，在国际上无疑是露了一个融情似水的温柔相，好有脸面；对国人来说，新教育主张传达出的是温情脉脉的教育是为了孩子，为了国人也为了国家的下一代和后世群体，看到这样的字眼，老百姓心理上还是会有好的感觉的。

想想1952年，中国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党的驯服工具”，其后这样的驯服工具论理念换作越来越柔和的表达方式，一直延续，到2001年新课改之前实际上还有多大成分在执行这样的教育理念？是与实际相符地去改，还是理念维持老套，让实践随其发展与理念剥离？改，肯定是对的。而且要改得超前。

教育不能总滞后于社会发展，因为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未来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为此，教育必须有前瞻性，教育的功能除了有传承文明的作用，还有创新的功能。人类一直在用旧的知识教育下一代，培养未来的人才（比如西方，从工业革命以来这样；中国，从1901-1902年颁布新学以来也这样；全人类古代的教育，也未尝不是这样），所以，发挥基础教育创新和超前的功能，通过超前的知识教育是做不到的；但是，可以通过教育与学习方法的创新、通过教育思想和理念的创新来实现和发挥教育的创新功能，达到教育超前的目的。因此，单纯知识的累积或过度的知识累积，除了达到传承知识及其承载的价值观的作用外，对基础教育发挥创新功能而言，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进入21世纪后，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推动：改变“知识中心”型的教育改革的初衷和根本原因。

从全球和国内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环境来看，基础教育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自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以来的工业化快速发展，我国的自然环境已经是“山河破碎、千疮百孔”，维持了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的自然环境，在以市场经济为外在表现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带来的发展方式的不足半个世纪的改造下，已经快没有什么好的自然遗产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了。我们这一代人，透支了华夏文明未来后世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生存环境，只用了短短的不足半个世纪，至今却还没有与美国打个平手，还在发达国家的屁股后面追。这样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瓶颈的挑战，要求整个社会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反思目前人类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并重新调整全部社会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整个社会的经济模式要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基础的这种改变，要求人类社会从技术体系、管理和决策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文化和社会体系、行政体系等社会上层建筑整个体系进行全面的转变，面对这样的挑战，需要的未来公民是什么样的？靠过去的旧知识的传承能培养出来吗？所以，必须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重新设计教育，改变单一的“知识中心型”教育模式，在教育和学习方法上下功夫，在教育思想和理念上下功夫，发挥出基础教育的创新功能，培养能面对未来不确定世界各种挑战的新型人才。这样的人才，靠“知识中心”的教育，根本达不到；而且过去这种“知识中心”型的教育，在不断传承着工业革命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外在表现的西方主流价值观，这样的教育，是人类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的“帮凶”和“贡献者”，是必须被改造的。

自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从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融入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封闭系统下的所有制度和体制，都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新型中国的需要。教育若是还维持一成不变，不去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个国家的未来就是极其令人堪忧的。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逐步从农业大国转变为今天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有些地区还在向后现代、后工业化转变中，如此巨大的社会内部的变化，教育若不能改革、调整和回应，教育就是在犯罪。

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爆炸得我们对信息浪潮应接不暇，面对海量信息的冲击与挑战，一向以信息中的某些为“知识”作为教育媒介和载体的教育，如果不去回应，就应该取消掉教育。

那么新的教育不培养“知识就是力量”信条下的未来世代，该培养什么呢？四个目标是最重要的。

1 应该培养未来世代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包括对环境的敏感性、感知能力、辨别能力、识别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等。

2 应该培养未来世代的全球化视野和眼光。要有大尺度的视野和在大时空尺度上进行思维和思考的能力，把地球当作一个村庄，来重新认识；要把地球上每个国家当作自家的邻居，来考量；要把自己国家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来考量；要把学习和找工作，放在全地球这个大尺度下，来重新考量。

3 培养未来公民及其社会参与能力和决策参与能力。现在，中国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作为一个非农业化社会中一个社会“公民”的作用，参与公民身边的公共事务及其决策，学会用民主的方式，表达自己所在利益群体的诉求，让这个社会能更公平地为全社会每个利益群体服务，而不能使自然和社会的公共环境仅仅成为特权阶层的专属品。所以，教育必须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公民进行社会参与的民主渠道与方式、公民参与公共环境福利决策的渠道与方式等等，这些与老百姓生存环境质量、个人发展机会、社会福利待遇等基本需要有关的所有领域进行社会参与的教育上作出贡献，让老百姓，从农业社会下被培养成的“小农”、“小民”、“自扫门前雪的私民”被教育成真正能适应新社会状况并推动现代化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社会“公民”，让已经具有公民身份，但不具备公民素质的城市人群，被教育成公民，具备公民的所有基本素养。这已经不是教育必须考量的，而是必须紧迫地去做的。

4 培养未来世代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面对人类以透支自然环境谋求短时期一两代人过度奢侈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社会发展模式造成的不乐观和不可预知的后果，人类的后代必须有能力解决其所面对的不确定的、突发的、高度复杂的人类过度剥削自然环境造成的人与环境矛盾激化的那些目前还不可预知的严重现实问题，及其引发的不可预知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甚至是人类物种的生死存亡问题。只有培养孩子们批判性思维能力，参与公共环境资源和福利决策的公民参与能力，判断和决策的能力，行动的技能和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面对未来如此复杂和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挑战，以便其生存和发展下去。所以，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是每个社会公民必须学会和具备的。

所以说，从理念上说，新课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自身在国际、国内自然和社会环境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作出的非常正确的教育新定向，是对中国自己的教育学研究和实践的非常巨大的自我挑战、自我救赎，具有开启新纪元的意义。

所以，2001年的新课改，从理论上说，是教育部的英明之处。

这条新课改的路一旦开始，绝对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这是全球化情况下，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绝对不可能倒退回去。单一的“知识中心”型的基础教育，一定要被改革。

“知识中心”型的基础教育，在非全球化的国家封闭的工业化时代初期，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时代变了，对未来社会的期许、对未来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教育必须去变革。

“知识中心”型的基础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基础教育中，是一个班级的一群孩子，陪“太子”读书的残酷的精英选拔教育。这样的“太子”，是在听力和视觉上比一般同龄孩子获取信息、思考信息敏感而快速的孩子，这些孩子不论家庭出身，只论背记知识的解题能力及其接受程度快慢，确实实现了替国家不拘一格降少数精英人才的目的。中国自文革后恢复高考到近年高等教育大众化之间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多数是这个“知识中心”型教育选拔出的社会“太子”，不论家庭出身，只论成绩优劣。这些被选拔出的，是否是精英，需要另当别论，即需要看评判精英的指标是什么？如果，能考高分的就是精英，这些人全是精英。但高分的精英是不是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那些各行各业真正的精英？这个问题早在多年来质疑中国高等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质量问题上，已经讨论得很清楚了。

“知识中心”型基础教育的特点是：以文字符号出现的知识的记背及记背速度是首位的，也是核心的教育活动和考量指标。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最佳的教育方法是要能把这种符号性的知识最好、最快、最多传递出去的方法，灌输，就是能适应这种目的的最佳选择。被灌输后最快最好掌握所传递知识的人，就是这种教育要选拔的精英。无疑这是适应一元化体制下、专制社会统治，少数精英人才选拔的最好的教育方式。

2001年以来的新课改，改的是：（1）一元化变多元化，从课程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式、评价体系等等基础教育的课程与教学元素，全面走向多元化和多样化；（2）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改变陪太子读书的精英化教育，让更多的孩子受到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3）从“知识中心”型教育，走向价值观与态度、技能与能力和知识并重型教育。强调和突出价值观和态度、技能和能力，尤其是培养问题解决的能力。最适应这种新课改理念的教育方法是以探究学习和行动研究为核心的问题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多样化的教育和学习方法。这种改变“知识中心”型的教育，所选择的作为教育载体的知识，就是精选的，而不能是以知识堆砌为特点的。

这就是2001年以来的新课改，理论上非常好的新课改，改革初衷也非常好的新课改。

我，作为一名教育领域的学者，坚决赞同这样的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