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农田爆发了一种钻心虫，我们调查的几个村里的农民开始忙碌起来。这种虫专门啃食玉米芯，即顶端的幼叶，吃完后钻到植株下面，非常难治理，农民对其恨之入骨。
　　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都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更高达20多次。
　　现在的农田充满了杀机，害虫几乎都是经过农药洗礼的。农药越用越多，而害虫似乎也越战越勇。在过去100多年的人虫大战中，化学对抗的胜者似乎是害虫而不是人类——医院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而害虫的繁殖速度却成倍增长。
　　有农民也表示，怎么打这么多药，虫子好像更肥了？（肥，沂蒙山语，横、霸道之意）。农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害虫在农药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有些害虫，据说泡在农药原液里也毒不死，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态的蜡质毛。但每年，依然有成吨的农药倾倒在农田里。
　　有些虫害是农药商和农药贩子人为制造的恐慌，为了吓唬农民，以达到向其兜售农药的目的。他们不关心农民是否治住了害虫，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农药的销售量。
　　当农田出现害虫的时候，仅仅是每亩出现2-3只害虫的时候，植保专家就建议农民喷洒农药，还推荐他们使用哪一种农药。如果不打，农民们经常听到的是这样的话：
　　“你不打吗？不打庄稼都毁了。”
　　一些政府官员也成了农药商的传话筒：“不打农药，产量会减少70%，甚至会绝产。”
　　现在农药的名称越来越奇怪，如“一步绝”“一月无虫”等，既充满了对害虫咬牙切齿的恨，又充满了对农民的诱惑——不怕你不来买。
　　然而，与一些村的村民打多遍农药不同的是，在这次钻心虫爆发中，蒋家庄村民有些根本没有打药，有些也只打了一遍。主要是因为，从2008年起，我们给村里装了诱虫灯，每年都抓，预防为主，雌虫交配后不能回土壤产卵，害虫不多反而越来越少。
　　但现在农村社会风气越来越差，小偷小摸很多，太阳能诱虫灯经常被偷走，而去年我们的有机果园也被小偷洗劫，损失3万多元。在与害虫做斗争的同时，我们还要防备着小偷。
　　相对于集体时代，现在的小偷小摸已严重得多，乡村治理令人失望。目前，基层组织还在，但在治理小偷小摸方面似乎力度不够，政府也只对重大的案件进行治理，如凶杀死人或重大盗窃，有人报案派出所会出警，而对于小偷小摸几乎无能为力。
 农村小偷小摸还出现了新变化。笔者印象中，某村一共出现过两次较严重的盗窃事件，都是本村人所为。
 前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与邻村村民合伙偷牛，抓住被判刑，释放后尽管挣了些钱，终因名声不好，一辈子没有娶上媳妇，抑郁而终。 后一个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也被立案判刑，释放后挣了钱也返回家乡，因为有钱，竟然找到了媳妇。
　　小偷小摸的盛行与农民思想意识发生重大变化有关。在传统的文化意识里，小偷小摸一旦被人发现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然而现在不同了，只要有钱，照样大摇大摆。一些小偷暂跑到外面躲避一段时间，在外面发了财，开辆汽车回村，还会被认为是能人。
 现在小偷小摸有些已发展成职业，有人骑摩托车偷猫和狗，这样的人多为外村人，大白天也可干，有专用工具，下手快。他们偷到的猫和狗，卖到城里冒充羊肉串被吃掉了，由于货源不愁销售，村里白天见到的猫和狗几乎没有了。
　　村里还有一种偷动物的，是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多为年轻人，他们养殖一种很凶的狗，村民称这种狗为“细狗”，细狗是家狗的克星，专门偷家狗卖给狗贩子。对于这种公开的偷窃，村民敢怒不敢言。村干部为躲事，往往也不过问。
　　小偷小摸由地下到半公开，再到公开，如果从源头堵住，更关键的是，从社会的源头发出强烈呐喊，形成威慑力量，小偷小摸或许会偃旗息鼓。
　　对于小偷小摸，建议有关部门必须重拳出击，现在农村多以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为主，如果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保护，发展再好的经济，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