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教授种地，拿笔杆子的斯文人怎么拿起了锄把子？常人看来匪夷所思，却在正道农场书院变成了现实。作者亲自前来采访，我们由衷感谢。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努力给社会带来的正向的意义，得到了他人的认可。

教授和一群理想主义青年下乡种地，这股魄力就来自于对当下很多问题的反思与担忧，这些问题，我们不去做，谁做？我们不去担当，谁去担当？虽然我们的生产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好地收益，但物质上得失，与我们能够探索践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正道农场形成一种和谐、幸福的人际关系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后者有所成就，才真的能够在长远、本质上为人民服务！

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土、进城谋生时，一些都市人却想返朴归真、回到农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本刊记者好奇地访问了下乡种地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他说：“现在，种植业离不开农药、化肥、除草剂，养殖业离不开抗生素和激素，食品安全的源头出了问题。想吃到放心的疏菜瓜果、鸡鸭鱼肉，似乎只有一个办法——自己种。再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推崇耕读世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我也很欣赏。于是就动员一些学生和朋友，下乡来了。”

“教授种地”，这种现象有普遍意义吗？我们一起来贴近观察。

正道农场：既种农田，更种心田

从京港澳高速的河北定兴县出口右行200米，便来到一个特别的农场：正道农场。在商业上，农场属于北京安和四季绿色联盟有限公司。在思想上，韩德强教授发挥了指导作用。韩德强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谐社会理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

现在，韩教授和十多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一道，正在农场里建设并享受着他们理想中的人生状态：晴耕雨读，昼耕夜读，夏耕冬读，忙耕闲读。农场兼办书院，全称为“正道农场书院”。书院其实就是慕名而来者学习交流的场所，不注册，无编制，不收费，只是有好书，有学生。学生们边耕作、边读书。自然，韩教授自任这个有趣的书院院长。

经人介绍，今年初，韩教授认识了定兴县的一位拖拉机高手，全国劳动模范刘进禄。刘总拥有一个千亩农场——河北昌利农业旅游观光园，园区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适合观光采摘。看到来自首都的韩教授有志于下乡从事有机种养，刘总便答应从自己的农场中辟出130亩果园和农田来支持。当韩教授带了一些朋友和学生到农场整理土地时，农场主被他们不怕脏不怕累的劲头所感动，在得知他们资金缺乏后，当即拍板，将租金又减7万元，只收18万。从此，韩教授便开始在京城的高校和河北的农场之间奔波，好在距离不远，车程只有一个半小时。

正道农场现有9个大棚，种植了生菜、空心菜、黄豆、花生、茼蒿等有机蔬菜。还有大片的苹果园、梨园，果园里散养着一些柴鸡、火鸡、珍珠鸡、鸳鸯、鹅。书院的书房里，摆放了一些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飘散着淡淡的艾香味。从今年4月18日算起，农场经营已近半年。半年来，就经济上来说，种植、养殖损失不少，但其它方面却收获颇多。

由于不打农药、不套袋，苹果或被虫咬、被鸟啄、被太阳灼伤、或患腐烂病，往年能产20万斤的苹果园，今年品相相对较好的只有2、3万斤，西红柿也只有普遍产量的20%。由于缺乏经验，买回来的2000多只小鸡因被雨淋而患病，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大批死去，现在只剩下200多只。据了解，包含土地租金、人员工资、农机具、有机肥等投入在内，预计农场今年将亏损四、五十万。

但他们却并不灰心。他们相信，有机农业一定是方向。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读大学期间就开始有机种植、被多家媒体报道的吴云龙，现在在正道农场做农艺师，在他的指导下，年轻人们学会了一些物理、生物防虫的方法，比如，在田地里放置黑光灯、黄光版，在地里种植三叶草，自己配置石硫合剂溶液喷洒。他们还使用苦参碱、川楝子和红糖发酵的溶液来防虫。韩德强介绍说，韩国、台湾、日本、美国等地区，受化肥、农药、除草剂、抗生素、激素的毒害比较早，因此对有机农业的探索也较早，已经形成了有机种植的一整套办法，可以相对有效地降低有机种植的巨大风险。

目前，正道农场初步形成了生态循环。果园里设置了防虫网，用粘在上面的飞虫喂鸡，鸡粪作为有机肥来种蔬果，口感很好但品相太差的有机苹果用来做酵素和苹果醋。记者在农场一个的酵素车间看到十多种陶瓷罐，大批以苹果和苦参碱等中草药为原料的酵素正在酿造中。据介绍，作为饮料的酵素不但口感独特，而且可以调节肠胃菌群，长期服用对身体很有好处，一瓶进口酵素的售价可达900元。

从事有机农业，需要技术，十分辛苦。了解到除草剂中的草甘膦对人的生殖能力有严重危害，他们坚拒除草剂。不用除草剂，其代价就是杂草疯长。在大豆地、花生地里，除草工作量大得惊人。刚拔完草，一周以后再看，又分不清哪是草、哪是苗了。

前不久，中国农科院有机种植委员会的一位专家来正道农场参观，在了解情况后，吃惊地说：“你们竟然玩真的？”原来，有机农业因投入大、风险高，一些企业在获得有机认证后，往往不再严格坚持有机标准，但其农产品却仍然贴着有机商标，堂而皇之地在各大超市销售。

假作真时真亦假，既然有些贴标签的产品并非名副其实，韩教授认为，他们的产品也不必去搞一个认证，自己的良心认证更真实、可靠。现在，已经有几十户北京的消费者预订了他们半年的蔬菜，农场要每周往这些“谷东”家里送货一次。“谷东”，顾名思义，即预定农产品的东家，其契约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上。

经历了5个月的农场劳动后，管自己叫“新知青”的大学生们晒黑了，身体却结实了。有个原先消瘦、经常感冒的年轻大学生，几个月下来，肌肉发达了，感冒少了。不仅如此，在离开城市搬到农场后，大学生们的心性也比从前更加沉静。尽管他们原本就是一些不追求世俗浮名和享受的年轻人，但农场接地气的生活方式，还是使得他们的身心得到很大改善，韩教授认为，这有利于年轻人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培植好心田，担当历史重任。

人生，怎样才能活得有价值？韩德强和新知青们认为，一起劳动、一起读书，正道农场书院这条路，他们选对了。

弘毅农场：生态种植，高产传奇

山东临沂市的沂蒙山脚下，有一个村庄叫蒋家庄，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蒋高明的故乡。2006年，蒋教授在村里承包了25亩最差的地，建起了一个生态农场，取名弘毅生态农场。

蒋高明曾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在恢复生态学领域，他第一次提出了沙地草地生态恢复的“以地养地”模式、“借助自然力”恢复以及“畜南下、禽北上”等新观点。其提出的多项建议受到国家、北京市政府的采纳。其中，关于绿色奥运慎用火炬树的建议被北京市政府正式采纳。

蒋高明回乡承包的土地是村里最差的低产田，土层厚度只有薄薄的15厘米，下面是一些碎石。这块地里打不出多少粮食，30年前公社生产队曾将这片地辟为秋收晒场。但蒋高明承包后，却在这里书写了生态农业的传奇。

简言之，蒋高明种地的秘诀是“六个不用”：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这一种地办法，听起来甚至有点荒唐，但却是蒋高明的坚持。其思路是培肥地力，形成生态循环，即“农作物—秸秆—微储鲜秸草或青贮秸秆—牛—牛粪—沼气—农田”。此外，还包括用昆虫(用牛粪养殖的蚯蚓、黄粉虫)、害虫(通过诱虫灯捕杀)来散养禽类(鸡、鹅)，而禽粪又能肥田。这样的生态循环系统建立后，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减少了环境污染，而且恢复了生物的多样性。现在的弘毅农场，麻雀、燕子安了家，各种害虫的天敌，乃至刺猬、野鸡、蛇都相继出现。

弘毅农场通过“物理+生物”的方法防治害虫，整个生长季节用诱虫灯捕获害虫，捕获的害虫可用来养鸡，或直接在玉米田里养鸡，将害虫变成鸡的饲料。农田里的杂草通过“人工加生物”的方法控制，农作物生长初期，由人工锄草三四次，待农作物长高后，将鹅直接赶入农田吃草。收获的无农药、无除草剂的杂草，直接作为鹅、淡水鱼、蝗虫等经济动物的饲料。在弘毅生态农场，所有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形成了一个完整、无污染的生态链。

由于实行了生态农业，利用生物的多样性发挥防虫作用，现在弘毅农场的害虫已自然、显著地减少。农场里安装了几十盏脉冲式杀虫灯，蒋高明所带的研究生们每天要对所诱杀害虫成虫的数量、重量做测定和记录。几年来的记录显示，害虫捕获量从0.45 公斤/天（2009）下降到 0.02 公斤/天 (2012); 每盏灯的年捕获量从33.8 公斤 下降到 2.4 公斤。这一成果，正是他“借助自然力”恢复理论的成功实践。

欲取之，必养之。蒋高明用有机肥养地4年后，完全不用化肥的小麦、玉米产量，比常规化肥农业模式(856.5公斤/亩)不仅未下降，反而增产17%。到第7个年头，经济效益上，秸秆养牛、生态养猪、林下养鸭、养鸡、有机粮食、有机水果的净收入达40万元/年，带动了10个大学生和农民就业，不仅收回了全部投资，还将农场规模扩大到了120亩。蒋家庄村民看到了效益，开始主动与弘毅农场合作。

生态学专家蒋高明以自己的亲身试验证明，长期以来一些农业专家“中国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的担心，其实站不住脚。搞生态农业，不但可以吃饱，还可以吃好。同时，他的实践也给中国农业这样的启示：在重视种子改良的同时，更应注重培肥地力。对滋养人类的耕地，要变掠夺为保养。只有土地健康，人类才能健康。

教授种地：立足自身，体现担当

还有一些教授，开展着另一些形式的探索。

2011年，当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泽俊回山东老家承包大棚时，有村民私下议论：他是在城市混不下去，才回村种地。张泽俊采用有机肥、无农药、土地修复植物养根等耕作方式，种植了黑土豆、橄榄花生、秋葵、观赏南瓜等 10多种高价值的农作物。为了给菌类的菌棒增加营养，他除了用棉壳、麸皮外，还增加了一定比例的食用白糖。为了预防蔬菜白粉病、霜霉病、灰霉病、炭疽病、角斑病，他采用了新型无公害无残留的杀菌电生功能水。新品种、新技术的使用，使张泽俊每亩的经济收入低则3000元，多达10000元。教授种地的产出，让仍处于贫困中的乡亲们看到了出路。

近几年来，北京的小毛驴农场引领了生态农业的时尚。石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也是国内首位公费赴美务农学生。回国后，她在导师温铁军的指导下，以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在京郊的苏家坨镇创办了小毛驴农场。市区客户基于对有机农产品的渴求，以及对小毛驴农场品牌的信赖，或在农场租一小块地自己种植，或提前付费由农场提供农产品，从而实现了客户和农场的双赢，为有机农业在国内的生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

正道农场、弘毅农场、小毛驴农场，这些农场的创办者，有的是学农出身，有的原本与农不沾边。他们放弃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弯腰耕耘在农田，体现了在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当下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当。当今天的绝大多数农民离开化肥农药已经不晓得如何耕作时，当我们的土地已经被化学工业品深重毒害时，当绝大多数消费者担忧食品安全却又只能无奈接受时，这些“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知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探索一条新路。

曾经，脱掉农皮是农家子弟寒窗苦读的动力，即使北漂、蜗居也不愿再回家乡。世易时移，今天，一些有担当的教授从自身做起，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从和泥土打交道起步，正在拯救着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健康。也正是在这一拯救中，他们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我国的农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

采访中，韩教授告诉记者，多年来化肥、农药的大量、长期使用，按理说，会增加农地的毒性，但奇怪的是，害虫不减反增。他认为，这说明害虫也在随着农地毒性的增加而不断推陈出新。蒋教授则发现，有的地块花生“疯长”——光长秧不结果，他认为，根源可能是土壤中残留的农膜；有的田里出现“胖蒜”——光长皮不结蒜瓣，则可能是由于过量使用化肥导致，因为这一问题在增施有机肥后基本解决。

有机农产品，人人渴求，而从事有机种植，则需要下大决心。一般来说，多年施用化肥、农药的农地，需经历三年脱毒期，即头三年要用有机肥来养地，以帮助自然地力的恢复，而不追求产出。这与多年来掠夺、毒害地力的方式正好相反。租下一块地来，却要等、要养，这一关，非有志者难以做到，而教授们做到了。在从事有机农业的过程中，这些教授们不仅向传统学习，也吸取现代农业技术。他们普遍采用了滴灌、喷灌等灌溉技术以节水，运用防虫网、灭虫灯来减少病虫害。这种古今结合、洋为中用的种植技术，为有机种植开辟了广阔前景。

蒋高明认为，如果人勤快、善学习，生态农业根本不可能饿死人，而且还会是中国未来农业的方向。他觉得，如果他的实验在更大范围得到验证，依靠发展生态循环型农业，中国至少有50%的化肥厂可以关闭，其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的意义非同小可。此外，生态农业的推广，还可以使全球的农业走出片面依赖种子改良、忽视地力培肥的误区，从而打破“只有转基因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谎言。

通过自己从事有机种植，韩德强认为，现阶段一家一户的农民从事有机种植较难。因为养地期间的低产出、低收入，会使得农民原本不富裕的生活陷入拮据，甚至难以为继。受眼界之限，有机种植的技术普通农民也难以掌握。此外，千辛万苦种植出来的农产品，因缺乏营销手段，也难以卖出应有的价钱。

因此，韩德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新型集体经济道路——集体化+机械化+生态农业。只有实现道路的根本转变，有机农业才能普遍推广，其产品才会福泽千家万户，而不是只被少数有钱人独享。而广大农民，也才能依靠种地找到尊严、获得幸福。

文章结束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一组数字： 

“我国耕地总量只占世界总量的9%，所耗用的化肥和农药的总量却分别占世界的35%和20%。单位面积化学农药的平均用量比世界水平高2.5—5倍，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达12亿亩……”

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种地现象的出现，是中国农业被毒害的尴尬，也是其实现转变、重获生机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