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过了大年初五，回家过年的农民就开始返回他们打工的城市了。在我了解的蒋家庄农民那里，他们外出打工的城市几乎遍布全国，除了北京、上海、广州、大连、青岛、济南、临沂，这些他们熟悉的城市，甚至连兰州都有人去——他们在兰州的高校里摊煎饼卖。

山东农民打工也形成了“一村一品”，有些村专做建筑，有些修桥梁，有些修公路，有些跑大车，有些看大门，有些摊煎饼，有些当码头工人，有些进了手机生产工厂。

那些城市对于他们又亲切又陌生，他们要在城市与家乡之间过候鸟般的日子，而他们的父亲或孩子，甚至妻子都不能与他们同行。他们吃的苦头只有自己知道，但年底回家团聚，他们还是有说不完的骄傲，那就是，他们在城市里挣的钱少则两万，多则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

打工，这个特殊的行业，几乎成立现代农民除了农业之外的所有工作，农民经过简单培训就能干，因为他们能吃亏，有的是力气，挣的钱相对于正式职工还是少得多，且劳动时间可以延长——在农民工眼里，没有什么周末而言的。

工作就是人干的，为什么要将工打了呢？是谁创造的“打工”词汇？这个发明肯定进入中国历史，让子孙后代去评说的打工时代的历史。

年轻的农民对种地是瞧不上的，只有那些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城市不要了，才留在家里种地。中国种地农民的平均年龄57岁，再过十年，这些老人不能种地了，谁来养活那些城里人？谁来养活那些进入城市里的农民工。

农民们愿意背井离乡去打工吗？当我询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充满忧郁的眼神告诉我：他们不愿过那种漂泊的日子。

这是因为，除了表观的高收入外，他们掩盖了很大打工风险：工伤、死亡、健康下降、进医院、家庭破裂、子女没有人管，还有很多人年底要不回来工头拖欠他们的工资。

他们也想在土地里刨除钱来，那毕竟是他们熟悉的正业，他们也不愿背井离乡、妻离子散。但是要想不离开家乡，他们的收入不能低于在外面打工收入的最低线。农民会横向比较的。

那么，最低限是净收入不能低于2万元。如果他们种植小麦、玉米，至少需要十亩地，而且还有一年辛苦地劳作，但目前他们家并没有那么多土地，一般的户3-4亩，有老人的5-6亩。没有办法，只有外出打工。

粮价过低，中央资金大量投向城市，投向大型工业，长期忽视农村，才使得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农业变成了不受人待见的产业。城里人想要消费廉价的农产品，其代价就是食品质量的下降，他们不得不将省吃的费用交给医院去医治因食品质量下降出现的健康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