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在18亿亩耕地数量保护方面,中国上下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耕地质量保护,却做得很不够。目前,农民用地不养地,大量化学肥料和农药造成耕地退化,农业环境污染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有关部门在太湖流域调查发现,2008年太湖蓝藻卷土重来,甚至比往年发生得更早。究其原因,是农民沿湖使用大量化肥和农药,农业环境污染造成蓝藻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为减少化肥污染,提高耕地产量,农业部接受有关专家建议,从2005年开始,推行一项全国性的耕地施肥新措施,即根据土壤的实际需求确定施肥量。科学家们称其做法为“测土配方”施肥。其依据是,目前农民施加的肥料中,60%~70%并没有被庄稼利用,而是贡献给了地下水,或残留在土壤中。项目实施3年后,全国已累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达9亿亩次。然而,从全国化肥实际用量看,配方施肥并没有使化肥用量减少下来,反而持续增加。2005年全国化肥用量为4766万吨、2006年为4927万吨,2007年全国消耗化肥5108万吨,是年粮食总产量为5.15亿吨。这就是说,每施加1斤化肥,仅换回10.08斤粮食,这个值比30年前大大下降。全国化肥用量每年增加近200万吨,耕地质量退化和环境污染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或许有人认为投入力度不够,才影响了测土配方施肥效果。实际上,几年来,中国已经安排专项资金20多亿元用于配方施肥补贴,仅2008年农业部就安排了11.5亿元补贴资金;2009年中国还将继续增大投入。其实,笔者认为,补贴资金不是限制因素,而配方施肥本身的合理性才是最关键的。
测土配方施肥的目标是减少化肥用量,并提高粮食产量,实现资源高效、环境保护和提高耕地质量等综合目标,这个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配方施肥依然施的是化肥,化肥如同土壤的药物,“是药三分毒”,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其副作用也逐渐显露出来。另外,中国化肥生产一直在增加,仅全年上半年全国就生产化肥3000万吨。各种销售网络也在向农民兜售化肥,农民在实际操作中对化肥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仅靠专家们开出的“施肥配方”是难以奏效的。
其实测土配方施肥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在试图解决耕地污染和提高产量的宏伟工程中,科学家、政府官员、农民三方面的利益分配问题才是最主要的。目前的资金去向是,主管项目的科学家获得了大量研究经费,各级农业政府官员,土壤肥料站得到了大量补贴、农民却没有得到实际好处,反而增添了麻烦。农民不会为种地去取土样找土肥站去化验,即使不要他们花钱。测土配方施肥理论上可行,但具体操作困难。农民嫌麻烦,没有积极性;但科学家和各级农业官员有好处,积极推进。这就出现了测土配方施肥工程中“一头凉、一头热”的局面。
在配方施肥中,农业部门一包到底:从土壤测试、配方设计、田间试验、效果评价、组织管理、监督检查等所有环节,几乎都由农业部门包揽,甚至连配方肥的生产也由农业部门承担,导致测土配方施肥补贴由农业系统独享。这样,配方施肥不是肥了耕地,也不是农民,化肥用量怎能够减得下来?另外,测土配方项目补贴金额发放与验收都由内部人员说了算,“农业三站”形成特殊利益共同体,不愿奔赴田间地头开展扎实的农技服务。一些基层农技部门玩数字游戏,以骗取国家补贴。
在实际操作中,一个“药方”难以解决耕地的营养问题。耕地是个非均质体,农民常说“一步三换土”,就是这个道理。有人曾从半公顷耕地中,随机获取50个土样送检,其化验结果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几倍,用来配方的有效养分怎能做到科学合理?
其实,即使不搞配方施肥,将秸秆中含有的“肥料”通过一定的措施“过腹还田”,增加有机肥,地会越种越肥,化肥用量必然下降。我们的试验数据显示,在有机肥施用量75吨/公顷前提下,在目前基础上减少一半化肥用量,玉米籽粒产量仍高于施常规化肥的产量。中国如将一半的秸秆 “过腹还田”,可增加牛粪32.8亿~38.3亿吨,折合2835万~3310万吨硫酸铵。遗憾的是,这些“肥料”被农民在田间地头烧掉了,每年再向耕地中增加化肥。
因此,解决耕地污染和提高耕地质量的合理途径,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利用农业废弃物,恢复受损的耕地。中国人口多、耕地少,且农民勤劳,有着几千年农耕历史,这样的国情适宜发展精耕细作的农业。如果中国能够对养殖积肥的农民或对有机肥耕种者实施直接补贴,则可避免配方施肥缺陷,有效利用国家资金。这才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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