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中国生态学家何时停止超英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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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科技对笔者采访录
蒋高明
下面的文字见2009年10月21日的腾讯科技，原文题目是《蒋高明：中国生态学追英赶美》。这是该网络杂志记者王琪8月22日电话采访笔者，根据录音整理的文字。文章发表时没有经过笔者核对，与我的本意有一些出入(这篇文章总之还是很好的。比较差的一家杂志，是科学院办的新刊物，竟然多处篡改笔者的本意，且发表之前不让过目。大凡大的报纸和杂志，包括Science,他们都是非常尊重被采访者意见的)。记得当时记者拟就建国60年来，中国生态学研究的历史变迁、重要进展，尤其现代生态学研究热点问题，以退化生态系统(草原和农田)恢复为例等内容采访的，电话里聊了半个多小时。现在这里转发。本文是经过我加工处理了，纠正了一些口误，隐去了一些当事人的名字。这里仅代表本博个人观点。
领域介绍
植物生态学是研究植物之间、植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植物个体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及环境对植物个体的影响；植物种群和群落在不同环境中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以及在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中植物的作用。植物生态学包括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四大部分。
研究植物生态学的目的在于阐明外界条件对植物形态结构、生理活动、化学成分、遗传特性和地理分布的影响；植物对环境条件的适应和改造作用。为农业、林业、畜牧业生产服务。植物生态学也是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之一。
人物简介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主编与副主编专著8部。
核心提示
中国的植物生态学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学科，50多年来一直没有摆脱英美的痕迹。
尽管这个学科的研究体系已经建立，并且研究门类蓬勃发展，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一些紧跟国际潮流的方向性选择，背离了中国自有的生态机制。
蒋高明多年来一直在倡导“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的生态观。
植物生态学体系建立
主持人：中国的植物生态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体系建设如何？
蒋高明：中国植物生态学创始人是侯学熠先生，他大概是1950年前后从美国回来，在这之前他在宾夕法尼亚。本来他是学土壤的，后来该学生态，回国以后就把这个学科带动起来了。当时他回国成立的研究室叫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室。研究室成立后，国家启动资源调查等研究，要查清楚中国的植被类型、植物的分布，那时候很多科学家在做这个工作。
到了七八十年代，文革期间植物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停了，生态人员都下放到农村。后来，学科又恢复，恢复了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室。那时候分出了若干个方向，有研究亚热带森林的，有研究热带森林的，有研究草原的。1979年成立了草原站，在内蒙古开展草原研究；还有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研究荒漠的，研究青藏高原的，等等。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研究小组，是城市生态组，是在1978年前后成立的，课题组长是黄银晓研究员。那时，国外已经有环境污染了，当时中国还基本没有环境污染，因为我们的经济很不发达。我1985年考过来的时候，这个小组还叫城市生态组。
中国植被研究带动了全国的力量，当时北大、复旦、南大、云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东北三省的东北师大、东北农学院、东北林业大学，西部的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等，每个地方的大学都在各自所属的地区进行植被调查，把所有的信息搜集起来，在北京汇总，研究中国植被，后来出版了《中国植被》，得了国家自然科学技术的二等奖，这是一个大成果。
1985年至1995年十年，中国植物生态研究转向数量生态学，那时候计算机刚开始普及，利用计算机技术梳理生物信息，叫数量生态学，很多搞传统植被的也都往这边转。当时，发表生态学文章，如果没有数量分量、模糊数学、主成分分析等，几乎很难发表。
中国植物生态学，往往是跟着国际潮流转的，尽管侯先生一直强调生态要和国民经济结合。后来有一段时间，因为知识分子想出成果，就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数量生态学上，因为数量生态学相比之下更容易发表文章。
1995年以后到现在，气侯变化就热起来了，因为全球变暖问题越来越突出。这时候生态学研究又分离出来一批人研究气侯变化，研究陆地生态系统对气侯变化的响应，这样一来中国的研究就跟国际前沿比较贴近了。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分离出来研究生物多样性。原来植物多样性研究主要是在物种的层面上，但是现在是跨领域的研究，包含物种、生态结构、生物安全、生理生态等。
还有一个大的研究方向，因为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破坏很严重，森林、草原、荒漠、湿地都在退化，科学院又拿一部分力量研究恢复生态学。国外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有人搞恢复生态学了，中国现在出了问题，我们就跟着研究，现在恢复生态又比较热了。
追英赶美
主持人：植物生态学是侯先生从国外引进来的，在这之后，中国在这方面得研究也一直在跟着国外走？
蒋高明：在中国现在你找纯自然的生态非常少了，大部分都在退化，或者是人为干扰，或者是环境污染。在研究方向上，侯先生是第一代，引进了植物生态学这个学科。8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从美国、澳大利亚回来，
引进了数量生态学，再后来他们又转向研究气侯变化和人与生物圈计划。第三代应该是比笔者年龄大五七岁的一些学者，他们在国外经历时间长，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强调现代的生态学研究，更强调在国外发表论文，与国际竞争。在草地上要实行大型的实验，回答科学问题。有人研究克隆生态，也是从海外引进来的，跟英美就更加亲近了。
上述三代人基本上都是海外背景。我从大学三年级分专业学生态(笔者为山东大学毕业生),到目前已整整25年，据我对中国生态学研究的理解，这么多年，研究几十年了，我们还是没有摆脱英美的痕迹。我们试图想把生态学上升为一种像数理化那样的非常严谨的实验科学，对自己的学科信心不足。
我认为这是走了弯路。为什么走了弯路？因为生态学应该像哲学那样，是学科之上的科学，并包含哲学理念。在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整个学科体系之中，我认为生态学应该统领农、林，水，地，甚至数、理、化。
现在我们一切技术都试图想让人类生活得更舒服，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地球村等等。但是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气侯变化，物种消失，生物多样性下降，环境污染加剧，生存质量的急剧恶化。而我们的科学家还试图想拿出一种技术来验证它是一个学科，像物理那样的学科。这种做法，我觉得没必要，徒劳。但是，我们现在这几代人，尤其最近一二十年留洋回来的人，非常根深蒂固的想把它证明是一种学科，想追上英美。
主持人：追得上吗？
蒋高明：追得很近了。有的研究有可能超过别人了，外国人哪中国那么多廉价劳动力？
农业生态问题被忽略
主持人：中国出了有非常多的劳动力，对于植物生态学研究来说，还有非常丰富的资源。
蒋高明：对啊，人力方面我们在全世界最多。但是，他在追上这个的同时，忽视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生态在急剧退化，在恶化，尤其农村生态这一块，就没人关注。草地研究上去了，结果草原退化了，很显然你生态学家有责任，对不对？所以我们提出自然力恢复，就是想恢复这些地带性植被。
可是，现在生态学家还在做生态破坏的事儿，引进外来种。比如说引进桉树，有些院士说桉树好啊，杨树也很好，好得一塌糊涂。没有想到这样做完全背离了我们生态机制，整个国家都在急功近利，生态学也在急功近利。
现在生物学分化出两个大的方向，一个从分子水平上，从非常细节的遗传密码研究生命现象，并发展遗传工程，这是从非常微观的方向进行的研究；另外一个很宏观，大到全球，到宇宙。因为现在整个太阳系、银河系里目前只有地球适合人类生存，所以他们将眼光放到全球生态上。
主持人：这两个大方向上的研究现状怎么样？
蒋高明：这两个大的方向，有的我觉得越走越远了，甚至迷了路。尤其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老跟英美跑，美国人提出一个概念，什么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稳定性，我们马上就验证人家提出的理论，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人家提出了全球变化，我们就紧跟着做一系列重复性实验，包括我们973、863计划的好多事情都在重复。
另一方面跑得更快，科学家们基本上抓住基因，逮着个基因就到处兜售，朝别的物种里转，把生态系统破坏得一塌糊涂。针对这样严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生态学方面还没人站出来说这是不对的。国家总理可以不懂，但是你生态学家应该懂。说转基因能解决一切问题，解决什么荒漠化、森林退化、环境污染，我认为有些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为什么你对转基因有这样的看法？
蒋高明：转基因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完全不顾风险。物种变化是非常缓慢的，经历了40亿年的演化过程才有了今天的生命，这充分说明基因是很保守的，不可能那么快的转。其实，转基因以后，也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农药、化肥用量减少了，反而数量还在急剧增加。
转基因一个大的问题是利益。每个鼓吹转基因的人背后都有一个基因公司。他们嘲笑我们搞生态的人，说你们这些人只会说空话，生态学是软道理。我不服气这个说法，我带着我们的团队建基地，做示范，做给他们看，生态学不但不是软道理，而是硬得不得了的道理。农民会跟着我们学，从这里边效获得翻倍的效益，还要改善环境，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
主持人：你提倡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并且一直在游说推广这种理念，能举几个有关这方面的具体例子吗？
蒋高明：我们在内蒙古和山东两地都在做这方面得实验，内蒙古的实验已经做到第十年了，山东的实验做了第五个年头了。
内蒙古浑善达克我们才去的时候，就是那个《自然力恢复自然》那本书上写的，去的时候是荒凉一片，基本上是流动沙丘了，退化得很厉害。在治理荒漠的方法上，最初走过几个弯路。社会上流行种树，我们也种，还用飞机播种，但是没有解决多大问题。
我们后来发现，那是牲口压制着草，不让它长。但是，牧民需要牲口，需要钞票，你得让人家生存啊。内蒙古牲口的数量是大大增加的，锡林浩特比解放初增加了16倍数量。生态的承载力是很有限的，草原上植物能够生长的时间，只有3到4个月左右的无霜期，在植物正要生长的时候，牲口压制着不让它长，所以到春天就起沙尘暴。
我们的办法就是减少牲口数量，把草原围起来。当然，围起来也是个很笨的办法。然后草就长得非常快了，我们就提出了自然力恢复观点。
主持人：如果牧民不同意减少牲口数量，你们怎么办？
蒋高明：这里有很多故事。减少牲口数量，你还得保证他的收入。那怎么办？我们帮助牧民引进好的牛羊品种，比如奶牛。我们也搞舍饲，让牛羊不到野外去，将草送到它们嘴边。
草原在生长期间不再受到牛羊的压制，就长得很好，这样一来就解决了牧民的饲料问题。他们以前一户要买一两万块钱的草，现在不需要买了，现在要卖草了。而一个奶牛可能顶原来五六头牛的效益，数量少了，收入也高了。
这几年很多人看了我们恢复的草原，包括美国的Science。今年内蒙古大旱，别的地方没草，我们这个地方草还是非常多的。这就是我们利用了自然规律。先把草长起来，牲口数量再进行一系列的调整，这样草地就恢复起来了。
主持人：这就是你倡导的让家畜从草地上出来？
蒋高明：是的，让家畜从草原上出来，留少部分供牧民日常需要。牲口出来干嘛？进农区吃秸秆。农区有农区的问题，农区是18亿亩耕地，产5亿吨粮食，还有7亿吨秸秆，远远高于草原上草的产量。全国草原的草产量都加起来，也只有3亿吨。
秸秆也是草，它的养分当然不如纯草原好。但是，补充一点粮食，秸秆完全可以喂牛羊。将这7亿吨秸秆转变成牛羊的草料，好处很大。我们在山东就做了一个试验，带动农民把牛养起来，将秸秆变成给牲口吃的食物，这是其一；第二，秸秆就是能源，我们在实验区推广沼气工程，这样人们做饭再也不用烧化石，烧山西、内蒙古的煤，对改善环境也有很大的；第三，牛吃秸秆产生的粪便和沼气渣都是良好的肥料，如果我们用好了这些每年都在产生的肥料，全国的化肥厂可以关掉一半；第四，有机肥还田，耕地原来越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不断地埋在地下，固定温室气体。对于这样一举多得的好事，中国竟没有一个生态学家关注过。
我们做完这个实验以后，就试图在现有的基础上，用生态的办法替代掉大概一半的化肥。国家现在大概有4600万吨化肥，替代了一半化肥，粮食的产量还能达到最高。这是因为大量的牛粪、沼渣、沼液回到田里去了。
这样调整以后，农业活了，草原也活了。我常开玩笑说，我们做的是“禽兽文章”：禽上北方，兽下南边去。这个文章要是能做好的话，中国的生态环境就有希望了。我这个大胆假设，能不能做成功，那得靠踏踏实实的试验，严格的数据，是效益，是钞票，是环境和能源。是要农牧民说了算，专家和领导说了都不能算数。
图1 2000年冬天，我们开始浑善达克生态恢复试验前的情景。照片是用柯达胶卷拍摄的。
图2 牧民在科学家带领下种树，可惜这些树后来都成了牧民家的柴火。
图3 2005年笔者在浑善达克沙地草地恢复成功的高草原上。我的坐骑见证了浑善达克的变迁，现在它也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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