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生态学研究40年：历程、进展与展望(连载之二)

蒋高明 刘美珍 李彩虹  郭立月 原寒 徐子雯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文载中国生态学会主编《中国生态学学科40年发展回顾》，科学出版社，2020，pp.173-187

2 中国植物生态学40年发展历程

2.1 经典植被研究工作（1978-2010）

文革结束后，我国植物生态学研究恢复正常工作，当时重点工作是继续之前进行的全国植被资源调查工作，并落实到图。植被分类与分布研究是植物生态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经典的工作，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自然保护、农业发展、草原保护、国土规划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植被研究带动了全国的力量，当时北大、南大、云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三省的东北师大、东北农学院、东北林业大学，西部的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等，都在各自所属的地区进行植被调查。学者们把所有的信息搜集起来，在北京汇总，该成果出版了《中国植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技术二等奖。

自1978年开始，由侯学煜、张新时等3代200余位科学家历经30多年艰辛工作才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1:100万）》的编研及其数字化荣获了201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该成果在以下7个方面做出了重要创新和突破：1) 中国植被图（1:100万）是世界上首部最大和最完备的植被图件；2) 提出以植被群落外貌、群落优势种及其生态地理特征为指标的植被综合分类原则，是植被生态学和植被制图的新进展；3) 重新调整和修改了中国植被区划的八大植被区域的界限；4) 明确提出青藏高原隆起是导致中国植被类型和分布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成因的重大创新性学术观点；5) 全面定位中国农业植被地理分布格局和反映了我国独特的农业植被类型系统；6) 台湾省植被图的编制是中国植被图的重大突破，是海峡两岸学者合作的新成果；7) 植被图的数字化引发了制图方法的创新与应用上的极大进展，开启了植被制图新纪元。新一代植被图编制工作已经开始启动，将进一步促进植被生态学的发展（中国科学院植被图编辑委员会，2007）。

2.2 植物生态学数量分析研究（1980-1995）

1980年至1995年期间，中国植物生态研究转向数量生态学。那时候计算机刚开始普及，利用计算机技术梳理生物信息，数量生态学应运而生，很多搞传统植被的也都往这边转。当时发表生态学文章，如果没有数量分量、模糊数学、主成分分析等，几乎很难发表。我国早期的植物生态学对于个体和群落多是定性描述。

1979年，阳含熙首次应用微机做出中国植物群落数量分类实例，并于1980年出版了《植物生态学数量分类方法》(阳含熙，1980)。通过对长白山森林植物群落分类、种群格局、年龄结构、更新策略和动态过程开展了研究，提出新的数量分类方法，证明二元数据不仅可以和数量数据取得同样好的效果，还修正了霍恩（Horn）在1976年用马尔科夫链模型研究植物演替中的方法。这一成果于1986年第4届国际生态学年会上报告，引起了国际同行关注。之后数量生态学已经成为现代植物生态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被广泛应用到植物生态学研究中。通过运用数量分类与排序可以明确控制植物群落中物种分布的关键环境因子（张金屯，2004）。

20世纪80年代末，张新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植被数量开放实验室，将计算机应用程序用于生物和环境数据的多元分析和模拟，在生态信息系统、退化草原生态系统恢复、荒漠化治理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使中国生态学研究领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并使中国在这一研究领域处于国际并行地位。

应当说，早期进行的植被数量研究，是借助计算机应用开始的，当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的植被数量生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以这种背景出现的。以后陆续的工作由于计算机普及，各种计算与统计软件越来越成熟，几乎所有的科研人员都能熟悉利用计算机，基于群落与植被的各种计算机就变成了日常工具，植物数量生态实验室后来也改成了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原来非常热的数量生态学研究暂告结束。

2.3生物多样性 （1985-今）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在开展自然保护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各个物种之间、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都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自然保护仅仅着眼于对物种本身进行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往往也是难于取得理想的效果的。要拯救珍稀濒危物种，不仅要对所涉及的物种的野生种群进行重点保护，而且还要保护好它们的栖息地。或者说，需要对物种所在的整个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下，生物多样性概念应运而生。

生物多样性是个舶来品，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没有这个概念。将Biodiversity翻译成生物多样性，显然是直译。台湾译成“生物歧元化”，后受大陆学者影响，也接受了生物多样性概念。无论是“性”，还是“化”都没有很好地表达英文的含义，或者外国人造这个词本身也存在理解上的问题。但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在这个概念传播过程中，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献溥、陈灵芝、马克平，动物研究所汪松起来很大的作用（马克平,2014）。围绕生物多样性，国内学者进行的研究很多，限于篇幅就不再介绍具体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