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种地老人与妇女一席谈

蒋高明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城市，当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达55%，还有人嫌慢。那些没有进城的农民，由于城市里的钱好挣，纷纷进城打工，造成了春节几亿人群流动的壮观——地球上最大的动物迁徙也没有那么多人。而留守农村的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在家里伺候土地。由于中国的老人挨过饿，他们坚持种出自己吃的粮食来，多余的才进入市场。中国种地农民的平均年龄是57岁，那是前几年的数据，估计今天这个年龄又变大了。

有一次回老家，看到几个老人和妇女在锄草，就趁他们休息时攀谈起来。这个由老人和妇女组成的锄草小组已在地里干了快一个星期的农活，这个活是农场安排的，如果是他们自己家的地，他们才不愿意费这样的功夫，10元的除草剂解决一天都干不完的锄草活。

当然，他们也知道除草剂不好，因为打除草剂的时候他们会感觉浑身不舒服，但由于很快完成这个活，抗一抗就过去了。他们不断地抗，各种疾病都抗出来了。

年龄最大的老人已经快80岁了，是村里的勤快人，我喊他叫五老爷。五老爷话不多，相信勤劳才能够致富，他常年在农场干杂活，有什么活就干什么，人也聪明，不仅会除草，还会扬场，干泥瓦活。他的儿女都已结婚，最远的嫁到北京，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两口在一起，除了伺候自己家的五六亩地，还抽空来农场打工。五老爷家的大儿子在某煤矿上打工，因事故被机器吞掉了一只手，面对如此明显的工伤事故，打官司竟然没有赢。这是老人的一块心病，不能提这个话茬。

妇女中有一位我叫她三婶子的，善言谈，也60多岁了，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她的儿女也已结婚，在外面打工，打工收入每人月收入在三千月左右。

我问三婶子现在好，还是生产队的时候好，三婶子快言快语地说：“还是现在好啊”，她指的是生产队的时候很穷。三婶子来除草，也不走路了，骑着电动三轮车来的。

 但当聊到水不能喝了的时候，三婶子开始怀念当年的水好。“那个时候河里的水多清啊，我们都到那里洗衣物，现在不行了”，她叹一口气。现在的河水成了臭水沟了。

“不能生病啊，到了医院里，人乌央乌央的。”本地农民说“乌央”一般都是指成群的动物的，三婶子形容临沂医院里的病人。

他们不知道，今天的所谓好日子就是用那些乌央乌央的病人，加上发臭的河水等等为代价换来的。农民容易满足，他们感觉科学技术解放了他们的劳动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辛苦种植出来的粮食在城市里，还不如水贵。还有，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些能够让他们省力气的科技发明，会把他们送到医院里去。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癌症啊，听都没有听说过”。和三婶子一起的叫不上名的老年妇女结过话茬。

面对低廉的粮食价格，他们更不愿意向地里投入劳动了，能省事就省事。农民种地，没有定价权，有时西瓜2毛钱一斤都没有人要了。

 上述3个妇女和一个老人的锄草小组，平均年龄65岁，这个65岁组合，在全国或许不是个案。

这么多年来，农民都是忙完自己的活，才来我们的试验田干灵活，而干灵活的大都是60岁上下的老人和妇女，最小的50岁，最大的79岁。我们在低产田上实现的吨粮田，就是靠这样的老人，在他们忙完自己的农活后，来实现的。如果有机农田里投入的是青壮年的劳动，再更好地利用农时，精耕细作，玉米小麦实现3000斤/亩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城里的老人和妇女，每天都在打太极拳或跳广场舞，甚至年轻人有力气都不知道望那里使，农村的老人和妇女却要为他们生产粮食，社会的分工竟然是如此滑稽。

万能的市场，将青壮年劳动力剥离出农场，再将妇女和老人辛苦种植出来的粮食打压到水和沙子的价格，如果粮价稍微升高，再进口粮食、油料和饲料，乃至非常进口过期冻肉，继续逼迫农民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农田，于是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激素源源不断地进入农田。有些人仍嫌不够，还要搞什么规模化家庭大农场，让中国的老年和妇女农业大军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的农业大军在国际市场上去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