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中的政治经济学(连载之十一)：新政权与上海粮商的斗争

蒋高明

平抑米价

能否解决当时的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就要看共产党掌握“两白一黑”的情况。这三种物资中，关键是大米和棉纱。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人心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资本家手中的主要物资除黄金白银外，也就是大米和纱布。

陈云亲自指挥了这场平抑米价的战争。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提出12条措施。同时，陈云还指示全国各主要城市做好粮食准备，于11月底至12月初一齐抛售。

1949年秋季，华北粮区遭天灾，庄稼歉收，原本就紧绷的粮食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筹划纱布大战的时候，陈云就非常担心北方的投机商集中攻击粮价，如果布粮同涨，南北一起开战，将两面受敌，局面难以收拾。他想出一计，在10月20日急电东北，要求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建仓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席囤。这一计谋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粮贩子们看到政府手中有粮，而且日渐增多，便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8000万斤，仅够市民20多天的口粮，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粮食交易市场历来在春节休市，正月初五开盘后会有一波行情，俗称“红盘看涨”。上海的粮商们都把眼睛盯在那个开盘日，在整个12月，他们大量囤进粮食，把全部资金都压了上去，资本家们准备与共产党进行一场最后的豪赌。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进行具体部署。在上个月，陈云已经要求东北每天往京津地区车运粮食1000万斤，此次更是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支援上海，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很快，他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现有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苏、浙江和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据陈云计算，这三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转粮食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京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正月初五一到，上海等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价不涨反跌，而且连续数日下跌。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持续抛售两亿多斤大米，投机商不得不跟进抛出，损失前所未见。经过这场粮食战争，资本家再也不敢与共产党叫板了。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农村。农村包围城市，人民子弟兵大部分来自善良的农民。当听说大上海在挨饿，解放区的老百姓也是坐不住的。与其让粮贩子控制粮食，不如卖给自己人，巩固自己的政权。《难忘的战斗》介绍的乡下征集队，在化解了群众的不理解后，得到大量的粮食，支援城市，这就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才是革命的根本保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

打赢了粮食战争，困扰了中国经济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也同时被新生的人民政权所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物价基本稳定下来。

毛主席对上海的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不亚于淮河战役”的粮食战争是惊心动魄的，是你死我活的，这就不难理解，当在中南海看到《难忘的战斗》电影时，老人家激动地昏过去的原因所在。只有心系人民，才会有那样的“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