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最近一段时间，笔者陪同新华社记者宫一栋赴山东沂蒙山区考察新农村建设，所见所闻令人心情十分沉重。在一个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的村庄，村里有一位女孩，为了替家里还债，同父亲一道闯上海，做起了山东煎饼生意。几年下来，便还清了外债。在她的带领下，村里乃至县里3000多人也到上海打拼。这个村原本有1256人，如今常住人口不足300人，多为老人、妇女和孩子。一个80多岁的老汉，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他孤独地坐在自家院子门前，叹着气说：“我老了，干不了活，孩子们守着我也没用，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

 

回到笔者出生的村子，也发现同样的现象。该村是沂蒙山区少有的平原区，一条小河弯弯流过村庄，沿着小河自然分布许多村庄。人口800至1000人不等，算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农民平均有土地1.2亩，主要从事传统种植业。26年前笔者上大学时，这里刚有了电，铁路还没有，乡村公路自然是奢望。

 

如今村里虽然通了公路，但小河岸边的天然植被没有了，沙子几乎被盗卖一空。村民们的房子都翻盖一新，通了大街，铺了水泥路。如果从这表面现象看，似乎新农村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仔细考察，却发现农民们看似“过上好日子”，实则背后满是辛酸。因为，很多人家都进城谋生了，剩余的是个村落的空架子。一家人家的看门狗饿死好久了，脖子上还拴着铁链子。在另一个村庄，不到晚上7点，就见村里漆黑一片，大街上几乎听不见孩子们玩耍的喧闹。

 

为什么农民“倾巢而出”去打工？为什么会出现“空心村”？让我们来算算农民的一笔账就明白了。

 

种地成本太高了。以每亩计算，化肥需要200元；机械耕地40元，浇水80元；农药20元；除草剂10元；机器收获40元；种子30元，总共种地成本420元。那么，农民能够收入多少呢？山东中产田小麦玉米大约都是800～900斤，价格0.6～0.7元/斤。我们就按最高的产量和最理想的价格计算，每亩地的净收入只有840元。如遇天旱，化肥、农药、地膜涨价，收入只有500～600元。种两季只收一季，还不如出去打工一个月挣得多。

 

种植大蒜、西瓜收入高些，农民纷纷弃粮种菜种瓜。即使如此，风险也很大，今年大蒜只有5分钱一斤，连成本也收不回来。就是加上养的猪、喂的鸡，再种植一半的经济作物，一个四口之家全年的收入也不足6000元。

 

再看看花费情况：笔者老家村支书家里有两个学生。上大学的儿子每年最低需1万元，上高中的女儿最省也得5000元；人情往来1000元；留生产成本1000元；水电费50元，冬季取暖500元。这些简单的开支就达17550元。而家里还不能有病人，否则就是倾家荡产。因为，农民们压根儿没有将生病的开支考虑在内，小病小灾完全是用身体扛过来的。

 

如果儿子要结婚盖房，约5万；女儿出嫁购嫁妆，约1万元。这些费用都是要慢慢积累的。迫不得已就得借高利贷，利息最高达25%，因为困难家庭即使向亲戚借钱也借不出来了，银行更不愿意贷款给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去打工。

 

本次调查至少暴露了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几个要害问题：一是农民为教育支付的“天价费用”超过了他们全年收入；二是中央新农村建设费用根本没有到村里；三是农民为生计所迫，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高利贷”、“驴打滚、利滚利”死灰复燃；四是农民几乎没有给医疗留什么后路，一旦生病，只有倾家荡产或者等死。笔者在泰安农村了解到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年轻农妇患了绝症，为了不拖累家里，服农药自杀。自杀时，农药引起的剧痛使得该妇女将坚硬的土地抓出两个深坑！

 

为避免“空心村”，新农村建设必须给农民来真格的了，否则，他们依然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去打工。然而，打工的收入依然不能摆脱贫困。教育高收费、高利贷、医疗、交通等将农民打工挣得的钱变相地吸入了若干无底黑洞。中央为农民工讨回的“欠款”，又进入了别人腰包，农民依然背债。正确的做法是，中央向农村下达一部分种子资金，用于发展农村经济，严格专款专用，打击农村非法剥削；使农民在家门口就有工可做，充分利用农村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发展农村经济，将打工者从城市吸引回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