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六讲》连载之四十七

草原造林合理吗？

蒋高明

本文载《中国生态六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2016

   长期以来，治理生态退化的思路是以造林为主：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定位就是造林；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而紧急启动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也以林为“老大”；草原上实行退耕还林(还草)，草一直“羞答答”地躲在括号里，只是经专家反复呼吁，草有时才从括号里被“释放”出来。可治理沙尘暴的重担一直落在国家林业局头上，例如国家专门成立的防沙治沙办公室就设在国家林业局。可见在人们的意识里，防沙治沙非林莫属。

   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如下景像就不奇怪了：在好好的草原上生硬地挖出许多树坑造林，树林不能成活反而形成人为的风蚀坑；在干草原上，枯死的树木与顽强的荒漠化草原形成鲜明对照；在浑善达克等沙地上，已经恢复起来的草原上又种上了常绿的獐子松；经常看见人们用汽车、拖拉机或者肩挑人抬浇水来保证种下的树木能够“喝上水”，因为一旦离开了人的呵护，那些树木难逃死亡的命运。

    仍然在上述指导思想下，日本人远山正瑛志愿来中国的干旱区种树；美国的公司来兜售他们的“固体水”（保水剂）；某民间组织掀起“万里大造林”，试图将中国的新疆也覆盖上森林。“三北防护林”的目标也是要将草原覆盖上15%的森林！

    然而，我们成功了么？连续几年的沙尘暴肆虐说明了一切。我从1997年进入草原考察，有十多个年头了。公路两旁的杨树依然不争气地立在那里，依然是手指肚粗。其实，“主人”已经换过几茬了，因为树木在草原上是“年年种，年年死”的。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否陷入了“盲目造林”的偏执？

    我国大部分干旱半干旱地区是沙尘暴的源头。从生态功能上看，那里草的作用大于灌木，灌木大于林。现行的做法是，草出了问题，拿林来治；费用分配给林多，灌木次之，草最少。草原上实施退耕换林，“还”林有钱，还草不给钱或给钱少，这样老百姓就不顾树木能否成活来造林。钱花出去了，林没有活下来，反给沙尘暴帮了忙。

   最近，英国和荷兰研究人员在印度、波多黎各、南非和坦桑尼亚进行的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发现，干旱区造林不能帮助改善水流和防止土壤侵蚀；树木长长的根系反会加剧干旱区水资源短缺；树叶和树干会大大增加水分蒸发面积。干旱区人工林常常会出现“晾衣绳”效应，就像湿衣服晾起来会比扔在地上干得快一样，造成人工林蒸发到空气中的水分远多于自然植被。这一观点，国内科学家早就在各种场合下提到过，如中国科学院已故院士黄秉维就形象地将干旱区造林比喻成“抽水机”，提出要科学地评价森林的作用，可惜这些真知灼见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么，从科学上来看，草、灌木、林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生态上，我们用生物量来反映生态功能，其中常用的值就是年净初级生产力，是指植物在光合生产的全部季节里，每年能够固定空气中碳的量。在浑善达克沙地，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解剖这个值，发现沙地上年(实际上只有短短三个半月)平均生产力为每公顷10.67吨(包括根系)，其中草贡献了93.3%, 灌木6.4%, 林只有1.3%。这还是在能够分布沙地榆（乔木）的健康沙地上测定的，如果在纯的草原上，林的贡献率几乎为零。这个结果也和覆盖度的计算结果吻合，在锡林郭勒草原上，我们将浑善达克的稀疏树林包括在内，得出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87%。可见，“三北防护林”在草原区域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15%的目标是根本不现实的。

   上述自然规律说明，在沙尘暴的源头干旱半干旱地区，草不但不能被忽视，而且必须被高度重视起来；草原上造林不但不能继续下去，而是要果断停止，省出的大量经费来保护草原进而恢复草原。

或问，在沙地或者沙漠上，沙子都流动了，草还能管用吗？在这样的地区当然需要根系强大的灌木或者少量的乔木（如沙地）固定流沙。但是，流动沙丘是草原植被破坏后形成的，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浑善达克沙地的流动沙丘面积只有2%左右。在用人工沙障或者灌木固定后，草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在西部的严重干旱地区，梭梭、白刺、珍珠等灌木是很重要的，但是，仅有灌木，草不加入进去，也难以固定松动的土壤。灌木（沙地自然分布的乔木也有这个作用）的作用是像钉子那样钉住土壤，草的作用是捂盖，因为草的根是紧密相连的，而严重干旱地区种树则不会奏效，因为根本长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