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说法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一直萦绕我心头的问题就是科学的自我纠错机制。那些对整个学术界有着全面认识的人经常在完善这一机制，比如要及时回应新的科学发现并给出评审意见的学术期刊编辑；比如即便自己并不搜集数据也要通览成百上千份来自各个实验室的科学报告的科研负责人。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某一研究人员犯下什么无心的失误或者负有责任的造假，其他研究人员或研究机构很快会纠正这个错误。

亨德里克•舍恩的故事并没有依循这一机制，因为舍恩在现代科学的自我纠错道道关卡中却无往不胜。他最初在德国的康斯坦茨大学师从物理学教授恩斯特•布赫（Ernst Bucher）攻读硕士学位。（这所大学在德国与瑞士边界上的康斯坦斯，我在这里取其德文的译名，以跟康斯坦茨大学的校名一致。）在康斯坦茨时，舍恩是个勤奋用功的学生，据我所知，他总能安安静静地处理科学数据，解决科学问题。后来，他来到了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从那时起他的学术造假行为才逐步升级。在贝尔实验室与舍恩一起共事的有伯特伦•巴特罗格（Bertram Batlogg），博士后导师和实验室主管，克里斯蒂安•克洛克（Christian Kloc）和鲍哲楠（Zhenan Bao），两位与舍恩较为亲密的同事，以及十多名项目研究的合作者。他的工作是在项目主管的监管下进行的，这包括费德里科•卡帕索（Federico Capasso），他负责管理实验室百名左右的研究人员，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继巴特罗格之后担任舍恩所在部门的主管，以及其他众多的管理人员。舍恩的造假数据不但通过了学术期刊的重重审核，还在学术界得到了很高的认可，甚至大家开始知道舍恩的诸多试验结果无法被重复验证之后，也未见什么人质疑。本书将要跟随舍恩以及他的学术主张如何步步演进，向人们揭示科学的自我纠错机制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舍恩事件的调查人员已然对这些问题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判断，他们认为与舍恩有着密切合作的科学家们理应成为阻止舍恩造假的第一道防线，但事实上这些人对舍恩的造假行为一无所知。他们补充表示，舍恩的科研主管和学术期刊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得都十分得当。考虑到舍恩在没有保存实验数据的情况下开展研究工作，调查人员建议将科学家如何在计算机时代保存实验数据的方式研究提上议事日程。

还有一点非常明确，舍恩是在贝尔实验室发展极为困难的时期加入这个团队的。被美国电信企业——朗讯科技公司接手后，贝尔实验室一度陶醉于互联网井喷式发展中的科研进展，但在随后经历了互联网萧条时期带来的混乱，这种混乱源于大家收入的下降以及公司股价的崩溃。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原本要求发表质量上乘的学术论文，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项目研究的审查制度开始逐渐放宽。这一现象并非贝尔实验室所独有，包括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的所有研究人员，都在忙于申请下一个科研项目和发表学术论文，因此也不是完全没有听说过有科学家在项目有风险的情况下优化那些有显示度的数据，而不是寻求其它的解决途径。在现在的学术环境中，有很多参与者都有数据造假的倾向，新的研究成果自然令科学家为之兴奋，考虑这样的学术环境，就不难理解那些参与数据造假的科学家的动机何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