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璐.西北联大在汉中留坝的抗敌救国宣传及南迁事迹考[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4（1）：39-42

西北联大在汉中留坝的抗敌救国宣传及南迁事迹考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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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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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西北联大；       汉中留侯祠

西北联大在汉中留坝的抗敌救国宣传及南迁事迹考[1]

姚  璐¹，姚  远²

1.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陕西西安 710124； 2.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陕西西安 710069）

摘要: 通过新见民国文献，考察了抗战时期西北联大师生在汉中留坝的抗敌宣传与留存文献。研究考证表明，这些新发现的文献，是仅存的留坝抗战史料，是对现当代汉中地方文化史料的重要补充。它与西北联大对陕南的文物普查、方志编纂、经济社会调查、社会教育、自然与人文地理的研究，一起构成了陕南地方文化嬗变转型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西北联大；汉中留侯祠

The actions of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at Liu Hou Temple in Han Zhong during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YAO  Lu¹    YAO Yuan ²

(1.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Ming De College, Xi’an710124,China;  2. Institute of the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Northwest University ,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newRepublican literature,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during the war in Hanzhong Liuba retained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andliterature.Study of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se newly discovered documents areLiuba remaining historical War, is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modern andcontemporary Hanzhong local cultural historical materials.It is with the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 heritage survey, compilation, economicand social surveys, social education, natural and human geography studies Chronicles,together constitute the southern Shaanxi enhance the level of local culture andthe transformation of a typical case.

Keywords: during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Northwest National Associated University;Liu Hou Temple in Han Zhong

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抗战时期我国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之一——西北联大，在抗敌救国宣传途中和南迁汉中途中，曾数次途经留坝境内，容驻留侯祠，从而留下一段留坝道教与人民积极支持抗战的佳话，可藉此了解秦岭腹地近现代风貌和社会生活的变迁，特别是了解留坝和留侯文化近代化进程中一些值得记载的史实。

一、西北联大迁汉前在留坝的抗敌救国宣传

在西北联大尚称“西安临大”之时，学校即提出：“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为动员全国军民最重要之工作。本校为西北最高学府，唤起民众，责无旁贷。爰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以尽战时青年应负之责任”；“宣传之目的，为唤起民众及灌输抗战常识，以期民众之组织化，及发挥自卫能力”；“宣传地点，以不与东大（东北大学）及陕省府宣传地点重复为原则”，“偏重陕南各县”；“宣传内容，注重抗敌情况、服兵役、服工役、国家观念、公民常识、防空常识”；“宣传方法，以采取谈话形式为佳，如环境适宜，得召集大会演讲，能化妆表演尤佳”，“以不在县城而在乡镇宣传为佳，如遇集市之地点，更应利用之”[1]。在于为此，学校组织宣传队分赴陕境各县进行抗日动员宣传，由董守义、罗根泽、佘树坤、徐佐夏、王同观、郭俊卿等教授带领80余人的宣传队赴陕南宣传，于1937年12月初分赴宝鸡、凤县、留坝、褒城、沔县、南郑等处，宣传抗战救国，于1938年2月中旬返回西安。其中学生宣传队第三队于1937年12月5日由宝鸡乘骡马驿车出发，经大湾铺、观音堂、东河桥、黄牛铺、草凉驿、其实不过、凤县县城、双石铺、留凤关、南星、榆林铺、庙台子，于1937年12月11日抵留坝县城。途中上岭时，车行维艰，须乘客推挽而行。因沿途各驿站缺乏食粮，宣传队自携粮食、锅灶，每日炊食两次，沿途均铺草席地而眠，每房间容三四十人。

《西安临大校刊》记载：“榆林铺与庙台子间为柴关，不甚高，上下仅约二十里，但冰雪载道，需行二小时半，行旅苦寒。各岭均有旧时小道，较公路为短，亦不易行，体力弱者及车夫马匹皆不敢尝试焉。第六日原定至留坝，但逾柴关岭时，驿车行极慢，至庙台子，已近黄昏，因借侯祠中宿焉。留侯祠风景极佳，古迹及名人字迹均甚多，住持来自故都，招待甚殷勤，享全队以素食，又引游当地名胜，殊可纪念也。第七日午刻自留侯祠启程赴留坝，下午三时许，抵县城，借寓东关小学一小阁中，甚舒适。……明日即开始宣传工作”[2]。

其中之所以不留宿东河桥、黄牛铺或庙台子，而留宿留侯祠的原因是“东河桥与黄牛铺间为土匪出没之区，此外庙台子亦颇繁盛，惜宿店不佳，只可借住庙寺耳”。这是西北联大学生宣传队第一次抵达留坝县境。以《宣传队计划大纲》中“每队以20人至30人为一队、由教职员一人至三人率领指导、学生一人为队长、二人为队副”的编制来看，这也是近现代第一次有数十位大学师生抵达留坝。

宣传队沿途考察了道途情形、交通状况、民众饮食与住宿条件、教育、风俗与语言等，并撰写成报告发表于校刊。其中记录留坝教育、风俗及语言时，有

“此间教育程度之低落，风俗习惯，偏于保守，由来已久，每县不过有一号称完全小学，实则内容并不完全，教师皆属半尽义务性质，且薪金往往积欠数月，其对于职务之兴趣，可想而知也。一般人多习于怠惰，不事生产，富源虽多，均未开发，吸鸦片者且遍地皆是，街头巷尾之商肆中，无他物亦惟有烟斗而已。语言近川音，尚能了解，但语句、成语不甚通行，盖人民多不识字故也”[2]。

这支学生宣传队的宣传方式与内容虽未见记载，但据学校制定的《宣传队计划大纲》和从与其同赴陕南宣传的其他两个宣传队的报告，以及这支宣传队抵达褒城、南郑、沔县（今勉县）的汇报来看，其方式主要是利用县城、乡镇的集市集会演讲、化妆表演、奋斗性游戏、体育竞赛、教授军歌、讲故事、谈话等形式进行宣传，并携带小册子、图画发放给民众。其讲演宣传内容，以汉中龙岗寺的讲演为例，主要是：“史地常识（疆域、国耻史）；时局报告与分析；我国必获最后胜利的原因；惨痛故事（如日本残杀我同胞）；爱国故事；民族英雄故事；拥护领袖；我们的责任；军民合作；矫正错误思想（矫正流言）；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防空常识；服兵役与服工役；铲除汉奸”[3]。此外，宣传队还在计划之外协助地方筹划农村俱乐部组织、协助地方办理壮丁训练、保安队体育训练、社训军官之体育指导等，目标为“锻炼强壮之身体，启发奋斗之精神、培养爱国之思想，增进抗敌之力量，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3]。

宣传队由西北联大医学院院长徐佐夏（1895—1971）教授率领，他为留德病理学和药用植物学专家，因此他所率领的主要在褒城一带活动的抗日宣传队也兼有医疗教学队的职能，为沿途许多群众诊病治疗和进行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随行的还有医学院王同观副教授。1938年2月中旬，宣传队结束在留坝历时2月余的抗敌救国宣传回到西安。西安临大为此函谢陕南各机关，对陕南各机关的指导接待和提供的种种便利，表示感谢。经与留坝有关史志工作者交流，这次抗日宣传活动鲜为人知，本文属首次涉及，填补了留坝深山抗日活动史料的空白。

二、西北联大迁汉途经留坝的事迹

1938年3月，日寇逼近陕西东部门户风陵渡，国民政府遂命1937年9月10日刚刚在西安合组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3月16日迁离西安，当日晚乘火车至宝鸡。学生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每中队400～500人）若干区队（教职员为一个独立区队），以军事拉练、沿途社会调查、抗日宣传和强身健体为目标，徒步翻越秦岭，迁往汉中。留坝为必经之地。在迄今所见海峡两岸的文献中，保留了很多西北联大师生有关留坝和留侯祠的记载。

目前收集到的有西北联大南迁第一中队学生刘艺民回忆[4]、西北联大文书组组长佟学海的回忆[5]、西北联大-西北大学学生杜学知回忆[6]等。其中以西北联大南迁第三中队学生谷景耀回忆较为详尽：“庙台子：翌日便到第三名峰柴关，位于柴关岭下，岭以关名，形势险峻，为邑要隘。南行为双石铺，位于凤县西，故道水南岸，为抗战初期拓扩小镇，西控甘青，南扼巴蜀，为川陕甘交通要道。再前往左，就是前二批及本队所预驻地——庙台子，一名张良庙，为汉留侯隐居胜地，群峰耸翠，曲间清流，风景极佳，在迎门处，有进履桥一座，院内平宇长廊，共有二列，左供方丈起居间，右为往来接待所，花木清幽，十分整洁，最后是受书阁，游人过客，题咏甚多，都是纪念张子房治国安邦的故事。本日第一站，便是留坝县城，位于白水河西岸，花香鸟语，山地清幽。南行至马道，位于褒城斜谷口，太白河流经其间，北岸有碑一座‘追韩信处’，再南出谷便是褒城”。[7]

马道今属留坝，古设马道驿，是栈道重镇。西北联大校友大可记载：“提起马道，这个川陕公路上的小乡镇……不但以‘汉萧何追韩信至此’著名，也更以迭次车祸而大噪，如今康庄公路尚时弄险，当年羊肠栈道，更将奈何！萧相国为东归中原还定关中，爱才如命，不顾生死，不避艰难，披星戴月，单骑狂奔，为社稷荐良将，为汉室谋兴革，就凭这股壮劲，项楚宁有不败之理。蒿目时艰，纵有千百三韬六略的小韩信，如无一老诚谋国的萧相国，亦将大材小用，永久埋没。西望云天，徒唤奈何”。[8]

1938年3月17日自宝鸡下车后第八天（约3月24日），西安临大第一支南迁队伍抵达庙台子。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有200余名女生，按道教规矩，观中从不容留女客。然而，西安临大南迁女队到此后，却打破了此道观数百年的规矩，首开容留女客的先例，且留驻观内，整休数日方才继续前行。截止1937年12月，西安临大有女生229人，其中文理学院144人，法商学院24人，师范学院36人，医学院25人。第一中队学生谷景耀记载此事：“地方森严，不收女客。自本校行军女队进驻，才开为先例”。[6]他还记载，第一中队有两位美国教授同行：“在这条难行而又快乐、让人想念的路上，还有和我们共尝抗战甘苦的两位美国青年教授[2]，属于师大方面，也由平津逃出来。有一位叫‘沙伯格’的，他们一样每天捧着一块大饼跟我们一样啃，有时胸前挂着一具照相机，抓点美丽的山景。”[6]“各中队所设通讯组，每晚以收音机，收听中央广播消息，次晨以大纸书写张贴于外，不特各队队员得以明悉当日新闻，而当地居民识字者亦多伫立围观，藉知现在国家大势”[5]。

1938年3月29日南迁之第一队第二中队抵留侯祠，道长再次容驻。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土木工程系教授、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委员刘德润（字敬修）详细记载了这次容驻经过以及遇匪经过。[9]本次留宿留侯祠的师生共550人。1938年3月29日抵留侯祠，4月4日离留坝境往褒城，在留坝境内滞留7日。1938年毕业于西北联大物理学系、后任国立西北大学讲师、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的声学家赵恒元（1915—1994）教授即为此次550名学生之一。

刘德润教授在此提到的匪患，在西北联大师生的回忆文献中被多次提及。刘德润教授的家属就是匪患的受害者。1938年3月19日晚上，南迁途中的刘德润正在主持召开各小组组长会议，安排明日行程，突然闻知，3月18日在马道附近家眷汽车遭匪劫，“损失不赀”。刘德润的家属也在车上，这使他心情非常沉重。从留坝县城南行至马道，是川陕公路上的一个险要之处。再南出谷，便是褒城。此地以当年汉萧何追韩信至此而闻名。同时，由于此地位于褒城斜谷口，太白河流经其间，路途艰险，当年又常常以车祸频发而闻名。然而，土匪也看上此地的艰险，遂成为川陕道上土匪出没地之一。西北联大-西北大学王耀东教授也回忆说：整个民国时期，政府的控制能力很差，各地匪患迭起，川陕边山区常有土匪出没，更有王三春等巨匪，动辄啸聚数千众，打家劫舍，抢掠商旅，甚至攻城略地，与政府军对抗。南迁沿途山高谷深，路途艰险，即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此时，虽然开通了川陕道，但防匪仍为头等大事[10]。南迁学生、后来的台湾作协会长尹雪曼校友也回忆说：“一辆载乘学校教授和眷属的汽车，前几天在赴陕南路上被抢劫，人没有伤亡，但太太们的金银首饰和现金损失不少”[11]。这些文献涉及留坝附近交通、河流、特产、匪患、市镇发展、抗战时期张良庙保护状况等，为研究留坝和留侯祠的地理变迁和人文遗迹保存了珍贵史料。

                             三、结  语

西北联大在留坝和留侯词的活动，仅是其服务汉中经济、文化建设的一部分。8年抗战时期，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在汉中从事了大量文化建设活动：在方志建设方面，黎锦熙完成了《城固县志》等8部陕西地方志，并提出了“三术”“两标”“四用”“四障”，集中代表了民国方志的理论水平；在史学和考古方面，于1938年8月发掘维护张骞墓、普查陕南文物，何士骥、周国亭发表有《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陆懋德发表有《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周国亭发表有《勉县考古纪实》，杨其超发表有《本大学历史学会沔县考察记》；在自然地理、地质和人文地理方面，殷祖英发表有《城固县气候志初稿》，黄文弼发表有《张骞通西域路线图考》，卢惠如、黄绍鸣发表有《南郑商业地理之研究》，郑象铣发表有《汉中盆地的自然与人生》，地质地理系1945级学生发表有《陕西湑惠渠沿渠地质》，张伯声发表有《陕南沙金》，郁士元发表有《勉县煤矿区之地质》；在社会经济方面，经济系1945级学生发表有《陕南经济调查之一》《近五年来城固之物价指数及其变动之研究》；在教育方面，高振业发表有《抗战时期城固县之民众教育》；等等。这从多个方面反映了西北联大对汉中文化建设的贡献。

西北联大师生有关留坝和留侯祠的文献记载，同样是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交通、文化建设的重要文献。西北联大师生前后千余师生数次被留侯祠容驻，特别是开数百年道教先例容驻200余名女生，表现了留坝道教，以及留坝人民宽广包容的胸怀，以及从道义上、物质上对抗日宣传队、抗战后备力量的积极支持。

西北联大在汉中九年，先后分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今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东北大学、河南理工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医学院（原西安医科大学，2000年并入西安交通大学），在1949年前，先后形成505名教授，1489名教职员工的师资队伍，培养9257名学生，取得了奠定文、史、哲、经、法、社、数、理、化、生、天、地、工、农、医的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的重大学术成就和教育成就。这西北国立五校中，先后有王耀东、汪堃仁等教授冒着日机轰炸，千里迢迢，甚至万里迢迢，逃离日寇封锁线，集中到处于秦巴山地的西北联大，有郁士元、高庆伟等300余名教授或学生先后参加空军、高炮部队、机械化部队、国际运输车队等开赴抗日前线，数人牺牲在前线，数人遭日机轰炸牺牲，在校或在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服务的师生也同样为抗战做出牺牲，尤其是这国立五校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培养的9000余名学生成为21世纪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储备力量。因此，留坝道教，以及留坝人民也间接地为抗战做出贡献，也为维系中华民族的文脉和高等教育基础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编者.组织宣传队分赴陕境各县宣传，西安临大校刊，第一期，1937-12-20，见姚远.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570-571）。

[2] 陈明璇.本校学生宣传队第三队第二次报告，西安临大校刊，第二期，1937-12-27，见姚远.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570-571）

[3] 本大学下乡宣传队近讯（自汉中寄），西安临大校刊，第6期，见姚远.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571-573）

[4] 刘艺民.秦岭道上的泪和爱，尹雪曼.国立西北大学卅周年纪念刊，台北：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31-32）

[5] 佟学海.本校迁移行军沿途经过纪录，西北联大校刊，第3期，见姚远.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593-595）

[6] 杜学知.闲话城固，见尹雪曼.国立西北大学卅周年纪念刊，台北：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28)

[7] 谷景耀.母校南迁记行，见尹雪曼.国立西北大学卅周年纪念刊，台北：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29-32）

[8] 大可.马道，尹雪曼.国立西北大学卅周年纪念刊，台北：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28）

[9] 刘德润.第二中队迁移行军纪要-日记，西北联大校刊，第4期，见姚远.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595-599

[10] 王建军.世纪老人王耀东传.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172-176

[11] 尹雪曼.国立西北大学卅周年纪念刊，台北：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

                                                                     （责编  刘英）

收稿日期：2015-09-21

[1]云南省“院省校人文社科合作”项目-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合作项目（SYSX201308）；陕西省高校教改研究项目-陕西高校教育发展研究（JY99335）

作者简介:姚璐，女，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教师，从事高等教育历史与发展研究。

[2]沙伯格（B. F. Schaberg），美国芝加哥人，美国密苏里大学地质系肄业。1936年受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袁敦礼教授之聘，任体育系教授。1937年抗战爆发，随校西迁入陕，先后任国立西安临大、国立西北联大教授，主要讲授体操、田径、篮球等课程，曾亲自上山选择木料，指导工匠制作单杠、双杠、跳箱、鞍马、吊环等体育器械，倡导了西北地区最早的现代体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