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南渡北返”与西北联大的“扎根西北”，都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学精神的“最高表现”。西北联大师生所展现出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对祖国西北开发使命的崇高自觉，十分宝贵。今天我们应当发扬这种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将中国大学列为破坏目标，大学损失惨重。1937年7月29日，日军对天津持续4小时轰炸，南开大学就是主要目标。据统计，抗战爆发后的一年中，全国108所专科以上学校有91所受到日军破坏，其中25所破坏严重，被迫停办。

一、 在战火中成立　　

文化教育是民族命脉之所在，面对侵略威胁，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平津及东南沿海的高校内迁。1937年9月10日，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基干，设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不久迁至云南，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落入日军之手，开发西北、为抗日建立战略大后方的呼声，通过书信、报告频频传到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5月，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有感于西北人才缺乏，在1935年11月联合西北各省政要提议建立西北大学，认为“北平大学现有农工医法商及女子、文理等五学院，学生共一千五百余人，教授百余人，机器、仪器、标本、书籍等约值三百万元，规模素称完备，以该校环境论，迁移西北尤为适宜”。时任北洋工学院院长的李书田也深感日寇入侵，天津恐难为办学之地，开始筹备学校内迁。因为他与邵力子交往密切，一度“亲自赴陕勘定西京分院院址”。邵力子不但同意该校迁陕，而且于1936年1月3日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支持。行政院在收到邵力子提议后，当日就将该事交教育部统筹办理。之后，邵力子又为北洋工学院办理了拨地130亩作为校址的手续。

翛（教育部特派员）4人为常务委员，商决学校重大事宜。1937年10月18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1月15日开始上课。当时全校有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等6大学院24个系，学生共1 472人（含借读生151人），以文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学生居多。西安临时大学的成立，是中国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

　　西安临时大学校本部为第一院，在西安城隍庙后街4号（含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第二院在今天的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有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系及工学院6系）；第三院在北大街通济坊，有法商学院三系（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商学系）、农学院三系（农学系、林学系、农业化学系）、医学院（不分系）和教育学系、生物学系、地理学系等。当时因数校联合，共有教授106名。其中，文理学院有黎锦熙、许寿裳、陆懋德、赵进义、傅种孙、曾炯、张贻惠、岳劼恒、刘拓、张贻侗、金树章、黄国璋、殷祖英等35人；法商学院有沈志远、寸树声等12人；教育学院有李建勋、马师儒、袁敦礼、董守义、齐壁亭、王非曼等15人；农学院有周建侯、汪厥明、虞宏正等16人；工学院有李书田、周宗莲、李仪祉（兼职）、魏寿崑、张伯声、潘承孝等22人；医学院有吴祥凤、严镜清等6人。以上都是在教育和科学研究上取得成就的著名教授。

　　1937年底太原失守后，西安东大门告急，国民政府令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1938年3月16日，全校千余师生先乘火车到宝鸡，然后徒步130多公里，渡过渭河、翻越秦岭，到达陕南汉中。4月，教育部下令将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城固县校本部举行了开学典礼，设6个学院23个系。西北联大沿袭西安临大制度，不设校长，由校务委员会、常委会商决校务。校务委员会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是西北联大的统一领导机构，常委依然是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后因陈剑翛请辞，教育部复派胡庶华接任常委，同年10月，又派张北海任校务委员。

　　1938年10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第45次常委会通过决议，以“公诚勤朴”为校训。国文系教授黎锦熙撰文对校训加以解释，指出“公”是以天下为公；“诚”是不诚无物，诚心诚意；“勤”是勤奋敬业；“朴”是质朴务实。黎先生又撰写了西北联大校歌，其词曰：“并序连黉，卅载燕都逈；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东南；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校歌抒发了广大师生开发辽阔西北、振兴中华民族的壮志豪情。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还出版有《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现存30期100多万字，包括后来分出的各院校校刊，记载了西北联大与分置后各校的历史。

　　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联大工学院、农学院独立设校。8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由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北联大于是分设为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五校。关于五校分设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院校内部“矛盾重重”，“各院校之间门户之见，派系之争，闹独立性者是常有的事”。而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一心致力于恢复北洋大学……分离之心早已有之”。但国民政府教育部之所以要取缔它，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1939年初，教育部电令西北联大解聘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十余名进步教授，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先生等拒不执行，并与此前北平大学的40余名教师愤而辞职。这是西北联大分设的直接原因。同时，随西北联大来到陕南的，有众多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其中不乏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们建议可根据培养专业人才的需要，在西北分别设置大学，独立管理。这才有国立西北五校之设，奠定了以后数十年间陕西省高等教育结构的基本框架，为西北和陕西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

　　抗战胜利后，除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一部分迁回平津，复校为北洋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外，主体及其他院校则永留在西北，形成了文、理、工、农、医、师范等门类较为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

　　   二、 办学理念：爱国精神、扎根西北、开发西北

　　西北联大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全校散居于城固、勉县、南郑3县6处10公里范围内的农舍、祠堂、庙宇、教堂，从校长到教师，皆租住在民房中，近2 000名联大师生刚开始时仅拥有2 000余册图书。由于战时财政困难，教育部规定抗战期间教师工资只按“薪俸七折”发放，教授们靠微薄薪金和“米贴”维持生计。学生没有宿舍，就在教室席地而眠，上晚自习时则用自制油灯照明。然而，艰苦的条件没有消磨联大师生对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追求。联大常委胡庶华说：抗战时期，我们应把“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视为“最高目标”。常委陈剑翛号召联大师生“要贡献力量，以争得国家的独立和自由”。

　　西北联大师生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12月，师生组织宣传队，利用星期日、假期下乡进行抗战宣传，“以尽战时青年应尽之责任”。1938年9月8日，全校组织734名学生参加为期两个月的陕西省学生军训活动。史学家许寿裳先生以《勾践的精神》激励学生，李季谷教授则讲《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用“卧薪尝胆”、“勾践灭吴”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1939年1月，全校师生在校内开展抗战签名活动，通电声讨汪精卫投敌叛国。在艰苦的办学和生活条件下，西北联大师生还积极为前线将士捐薪、捐物、义卖、义演，并认购国债、慰劳伤兵、救济难民。由此可见，西北联大的精神首先是爱国精神。

　　在激扬民族精神的同时，西北联大及其分离出来的五校，逐渐形成了扎根西北、开发西北的办学理念。西北联大开学典礼时，常委的报告说：“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校院合组而成。”联大常委李书田指出：我们内迁来陕，“更宜熟察地方情形，准备协助地方政府，开发资源，兴建西北”。西北联大分置的各校也认为西北“不特为支持抗战之根据地，且为争取胜利复兴国族之原动力”，形成了“汇集专家意见以全力促进西北建设”的共识。

　　为“不负本校在西北设立之旨”，西北联大及其后的五校在短时间内为西北文化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开发建设作了扎实的基础工作。例如，为发展西北教育，组织考察团远赴甘青两省考察；以联大名义向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提交议案，建议由教育部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设计西北教育发展方案，以推进“建设西北”的“既定国策”。承担了陕、甘、宁、青、新、内蒙的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教育的研究与辅导，选拔毕业生充实边省学校教员。还先后赴陕南调查金矿、煤矿等，并代为计划开采事宜；负责设计、监修西安机场的全部扩充工程；勘探、规划、监修商洛公路、咸榆公路、汉白公路；承担陕南城区测量、市政工程以及地方水利设施的规划建设；利用西北土产研制战争和生活急需的各种化工产品等。西北大学还联合西北工学院建立西北科学研究室，从事西北开发研究，并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甘、宁、青、新、内蒙等地进行实地考察。1941年5月，西北联大及五校共同发起成立西北学会，其宗旨为“务使国有文化得以发扬，优美立国之精神，得以昌大，进而推广此精神于世界，使中国文化复结一辉煌灿烂之果”。

　　西北联大及以后设置的五校在科学研究上也取得重要成就，在地质学、生物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诸方面都有与西北地区密切相关的成果。如地质学方面有张伯声的《陕西砂金》，殷祖英的《新疆及额济纳地理考察报告》；生物学、气候学方面有刘慎鄂、薛贻源的《中国西北之植物地理》，殷祖英的《城固县气候志初稿》等；地理学方面有王钧衡的《甘肃境内黄河航运的地理根据》，卢惠如、黄绍鸣的《南郑商业地理之研究》等；历史考古方面，对汉中张骞墓的发掘，对汉中小南海新石器遗址的发现，以及对新疆地区持续的考古研究，都达到了一定深度。黎锦熙教授对西北地方志的研究提出了系统的现代方志学研究理论；民族学方面，李式金教授对西藏、青海、川康喇嘛教的研究，杨兆钧教授对青海撒拉族文化的研究，在学术上都有开拓之功。这些研究成为日后西北高校的一个学术特点，如今西北诸高校的强势学科——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教育学，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奠定基础的。　　

学术研究内容的“西北转向”并没有阻碍学者们的“世界眼光”。西北联大及其后设置的五校教授们，大都有在欧美或日本留学的经历，许多人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他们使用英文教材和参考书，积极吸收世界科学理论成果，使教学与科研能够跟踪和把握世界学术前沿问题。比如研究西北地理的黄国璋教授，发表《从地理方面检讨中欧政局的演变》等关注世界大局的文章。带领学生在汉中小南海发现新石器遗址的陆懋德教授著有《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这类个案研究的论文，还著有纯理论的研究专著《史学方法大纲》。西北联大及其五校师生不仅思考如何“增进我国文化对于世界之贡献”，而且主动参与科学前沿问题的研究讨论。除支持本民族抗战外，还与世界学生总会取得联系，积极投入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对世界反法西斯的发展形势、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及中国的地位作了广泛研讨，发表了《战后世界集体安全机构之准则》等文章，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和战后世界和平提出自己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