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分合的历史意义[1]

姚  远

摘  要： 1937年9月10日成立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母体与其子体，即国立西北五校——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具有分而有合的紧密联系，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研究时限的下限延至1946年各自回迁复校亦合情合理。其母体与子体在大西北历时九年艰苦卓绝的办学过程，形成了具有人文社科、理工农医的完整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拥有505名教授和1 489名员工的师资队伍，毕业学生9 257人，五校均开始招收研究生，由此光大和延续了周秦汉唐以来源远流长的西北文化，奠定了中国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并为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储备了人力资本。

一、西北联大分而有合以及面向陕甘移布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分布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的历史性转折

矫正以往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面向西北均衡展布，服务于西北，建设西北，是国立西北五校最大的共性。国民政府行政院确定“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西北联大）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1938年，西安临大南迁汉中以后，西北联大徐诵明、陈剑翛二常委赴汉口面谒教育部陈立夫部长汇报工作与请示今后工作时，本有继续向四川迁移的设想，但陈立夫部长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他顺便还提到入川大学过多，“并无余地容纳”（其中的“钧”指蒋介石）。徐诵明也总结指出：“任何学校所在地，均当与文化中心及经济中心发生迅速联络”。亦即应主动融入地方，成为所处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担当起教化一方的责任。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不仅让北平大学整建制留在西北，而且还下达了不准北平师范大学迁回北平的命令，只因招致强烈反对未果。

民国著名教育学家姜琦教授就此深刻指出：西北联大母体分为国立西北五校，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由“线的大学”或“点的大学”向“面的大学”的历史性转折。它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起源和演化的高度，深刻揭示了西北联大展布西北的战略意义。

首先对自己服务西北的办学宗旨做出表述的是国立西北大学。西大校长赖琏指出：“国立西北大学创设陕西，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青新区域之广大，不惟缅怀先民之功绩……故我们要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真正负起开发大西北的重大使命”。殷祖英教授1943年参加蒙新考察归来后，即呼吁西北大学：“陕南不是我们活动的区域，我们的眼光要放在大西北”。西大兰州校友分会负责人于书绅指出：“尤其是西北最高学府的学士，更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应该毅然决然地担负起这个责任。我们应以西北为己任，西北如果没有办好，那就是我们最大的耻辱，就是我们放弃责任与权力”。

在这种共同办学宗旨和共同历史使命之下，国立西北五校的分而有合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遂有联合招生与办学、对外共同发声等共同举措。三十七年度（1938）、三十八年度（1939）尚为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在城固时期，西大、西工、西农即开始合办大学先修班。迁至西安后，陕西省教育厅专拨早慈巷官产房舍两院，由三校继续联合办学，分为文法、理工、医农三组，于1946年12月恢复招生。郝圣符教授任主任。1947年11月，招收录取大学先修班学生120名，备取65名，连同与西工上次招收的新生，共计220余名，分为4班。直至1948年秋季，西大才开始单独招生办班，物理系吕秉义副教授为主任。1942年夏秋之际，汉中、西安物价飞涨，教职工生活大受威胁。为此，于1941年12月、1942年10月、1943年3月，西北五校数次联合电呈国防委员会秘书厅、行政院秘书处、检察院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呼吁解决生活困难，并联合采取措施自救。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亦联合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同设一个西北大学支部，但大家仍习惯地称“西北联大支部”，归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1940年，陕西省委为便于秘密活动，才将原支部划小，分为西大、西工、西师三个支部。西工与西大两年间共有一位校长。西医自联大分出，抗战胜利后复与西大合并。西师自联大分出后，6年中一直与西大联合办学，共有一个图书馆，学生同宿舍、同教室，教授大部分合聘，直到1944年底才迁往兰州，数月后抗战胜利才迁回北平。这都表明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分而有合的历史事实，与西南联大的合而有分各成特色。

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是我国抗战时期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与西南联大仅留师范在昆、余则全部北归不同的是，西北联大除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回原址复校外，主体永留陕甘办学，在西北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国立五校，包括了理工农医一个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其母体诞生的子体与今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院校均有或多或少的源流和传承关系，表明西北联大史起码是半部战时中国高等教育史。

二、西北联大的空前迁徙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和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人力资本基础

抗战时期平、津、冀四校一院空前的大规模内迁与合组西北联大，从平津冀沦陷区到西安，从全国各战区到西安，复从西安南迁陕南汉中，再从汉中迁西康、迁兰州，抗战胜利后，再回迁复校，远辞故园，跋涉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天空敌机轰袭，地面交通阻滞，可谓极其悲壮惨烈。其中汪堃仁院士偕妻女（6岁女儿和数月大次女）一家四口，逃出北平，取道海上，经天津、香港、越南、昆明、重庆、成都，两遇敌机轰炸，在重庆又采购仪器，历时四个月，行程万里，最后抵达陕南汉中，没有解剖实验用遗体，就捡取无主尸体代替，在西师和西大开出了在他北平协和医院的全部现代生理学课程，在极艰苦条件下坚持办学。联大一位教授和一位学生在翻越秦岭途中和在抵达汉中当天劳累病逝；西医一位教授和两位学生在汉中南郑遭遇日机轰炸牺牲；西大一英籍教授在回抵西安后因旅途劳顿突发心脏病去世；李蒸常委自汉中押车再次西迁时，途中翻车，几遭不幸，司机逃逸，复用牛车转运，始抵兰州。重要的是西北联大将历次迁徙（特别是翻越秦岭）确定为社会调查、军事训练、强身健体三大目标，就使其更有意义。迁回复校同样壮怀激烈，西大和西师体育教师徐英超带领200余名学生回迁复校，自郑州北上，路过解放区，到达北平，还有一部分教师从陕甘北上，乘牛皮筏子渡过黄河至绥远（今呼和浩特），再乘火车至北平。联大师生“以自身绝大的牺牲和激昂热忱，通过‘内迁’这种独特的形式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敌的圣战”；“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中国高教事业和知识精英的战略大转移。它所涉及的区域包括除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的全国所有省区，参加这场运动的人众包括师生员工及教师家属计达77万余人”，涉及学校100余所，累积迁徙200余次。西北联大等高校空前大迁徙的凝聚点，关键在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对教育制高峰的争夺，为此高校师生持续九年，东北大学持续15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院校尚有数百学生奔赴延安、教授从军和300余学生直接从军抗战和远征，从而保存了中华民族最高层文化中的核心元素，为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知识资本的保证。

西北联大向陕甘的移布，取得了形成505名教授、1489名员工的师资队伍、培养9 257名学生、开创研究生教育、服务西北、创新西北文化和奠定文、史、哲、经、法、社、数、理、化、天、地、生、工、农、医的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的重大教育成就。这有效地保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不致因战争的破坏而中断，促进了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贫瘠落后地区教育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激活、整合和提高了西北地区的教育实力，向西北偏远地区播撒了新的文明因素，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演化的历史性转折。它将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从知识、思想、文化等方面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为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蓄积了宝贵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它凝聚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亦为中华民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作了富厚的历史积淀，作了人才资本的战略储备，尤其是为进入21世纪后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文明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