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西安科技文化史

--姚远《西安科技文明》一书读后感

曲安京

从各个时期、各个角度论述西安历史文化的著作不啻百部，然独缺一部科技史。近由西安出版社出版、我校姚远编审积10余年之功撰成的《西安科技文明》一书，弥补了这个缺憾。这套古都西安丛书是西安市政府立项投入巨资，由原市委书记崔林涛、原市长冯照初和已故史学家史念海先生领导实施的一项大型文化工程，拟从各个角度出版近50部书稿。《西安科技文明》一书是首先完成的，故经史念海先生在生前仔细修改审定，首批推出。

其特色如下：

第一，全景展现上下五千年的西安科技文化史，全新认识西安近代化进程。其上溯百万年前蓝田猿人的原始技术活动、五六千年前半坡人、姜寨人的技术活动，历述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各代西安一带火的发明、制陶冶铸、房屋建筑、都市规划、天、算、农、医、生、地等科学技术成就，下迄于辛亥革命，对百万年来的西安科技文化，作了一番系统的审视、考察、回顾和反思。与以往历史分期不同的是，作者认为科技史的分期不应仅以外部社会环境、政治制度或经济特点作为依据，而还应根据科学与技术知识本身在各个发展阶段所显示的本质特点来分期，故将明末王征与传教士邓玉函合译《远西奇器图说》的出版作为标志，说明西安科技文化逐渐进入近代发展阶段。

第二，提出长安科技文化中心说，并纵论盛衰消长。作者认为在周、秦、汉、唐时代，在长安一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科技文化中心，其标志为天、算、农、医四大学科体系的形成。如：司马迁将战国以来体系各异的天文学说统一于司马氏星官体系之中，并经邓平、落下闳的《太初历》建立了数理天文学体系，使天文学成为皇家科学，这在科学上不亚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文字的功绩，他还领导了第一次大规模改历活动等，及隋唐开创数学教育、李淳风首先给风定级、僧一行首创第一次大规模天文大地测量，首次比较精确地测量出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等，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体系的确立；自半坡人具备原始的数学知识、西周丰镐多畴人，到《九章算术》等以算筹为计算工具的数学体系的形成，标志着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记数和计算体系的诞生地；自半坡人发明农牧业开始，以后稷为代表的擅长农桑之周人、吕不韦等撰成中国最早的4篇农学论文、郑、白二渠、赵过代田法为代表的农学成就，标志着农学体系的确立；以周人创立医事制度，秦医独盛、《史记》、《汉书》中的大量医学记载和始于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王寿《外台秘要》、蔺道人《理伤续断方》等医学大总结，等等。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形成自然科学体系者，仅有天、算、农、医四大学科，而这四大学科体系竟全部创始和形成于长安，称其为中国第一个科技文化中心确当之无愧。

第三，对历代在科技层面的对外开放和西方科技在西安的传播，首次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其中特别是对唐代印度裔瞿昙天文世家在长安的活动，通过宗教传入的我国的数学、医药，长安科技向日本、朝鲜、东南亚、阿拉伯的输出，玄奘、义净、王玄策、许敬宗、杜环等充当中外科学交流使者、王征引进西方力学、西方传教士、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在西安一带的科技传播和科学考察，以及通过西安第一所高等学府陕西大学堂等系统传入西学等，均首次作了系统论述，作者认为，西安科技文化以充分的消化能力，将形形色色的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肌体，大有“天下黄河一壶收”之势；它那种强大的辐射力，为辐射圈内的众多民族的文明进程带去助益，实有普天之下莫非唐风之景象。这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在汉唐长安城所形成的那种宽容、吸收、改造与创造的精神和由西部逐水草而居、走马打天下的秦人，以农立国、尊崇宗法礼制的周人和崇尚自由的楚人，甚或精于经商的异域胡人所共同创造的开放体制。当我们今天在“开放促开发，开发求发展”的旗帜下，跨入新世纪之际，回顾西安开放发展的历史，无疑具有鉴往知来的双重意义。

总之，《西安科技文明》为姚远自80年代初以来从事陕西地方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学科学史研究等系列成果基础上的厚重积累。诚如崔林涛同志的《序》所说：我们愿通过这支笔，“触摸到西安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征，感受到它的灵魂，让西安走向世界，再架起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原载2002年《西北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