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高等教育的奠基者徐诵明

姚  远

当站在紫禁城的门口眺望曾处其中的国立北平大学，绝对和站在秦岭高处眺望扎根大西北的国立西北五校及其后继院校，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无论是感叹其不归路，还是感叹其永留大漠，都有一种壮怀激烈的感觉。回想昔日国立北平大学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兄弟一路西迁陕甘，然而战后东归时，却独无北平大学。这不禁让人想起：“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句。同时也不禁使人缅怀北平大学校长、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先生。

一、对北平大学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弘扬

国立北平大学是北伐战争结束、南北实现一统大业后文化上的一个象征。它以1806年5月10日法国拿破仑时代（1799—1815）的帝国大学（Imperial Univerity）为蓝本，以及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学术研究化的思路，对晚清民国以来旧的教育行政制度作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探索，建成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科最为齐全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其范围涵盖平、津、冀、热河的两市两省，面积接近15万平方公里，学生达109万人，的确是规模浩大。这与法国本土面积仅54万平方公里，帝国大学分为15区，每区3 000余名学生，总共不过45 000名学生相比，北平大学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其目标是糅合法国大学区制和德国大学自由自治的模式，将区内大学合并为一所完全大学，不但成为中国学术之中心，而且要成为亚洲学术之中心。

留日12年的徐诵明于1928年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以日本医学为蓝本，相继于1929年创办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1930年在北平大学医学院首次实施七年制教学，他在儒学传统深厚的中国推行解剖令，推进医学名词术语规范化和中国化，身先士卒创立中国病理学，支持开展法医教育，还首开用中文讲授医学课程的先河。他的成功实践。使人们看到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大学校长明星。于是，1932年徐诵明成为国立北平大学校长，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迁陕，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校长，也是国立北平大学发展较为稳健的一个历史时期。他在任内创立了全国最好的俄语教育学府，“商学院为全国唯一专修苏联语文的学校”“现在中国社会上所有俄文人才，多属该校毕业同学”，仅驻俄领事及东铁工作人员等，几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另外相继聘李达、刘泽荣、许德珩、侯外庐、陈豹隐、范文澜、许寿裳、沈志远等一大批进步人士为北平大学教授或院长，形成“法商模式”，亦可称为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典范。毕业学生将近四千人，图书仪器数量翻了一番，教职员达600余位，学生2300余人，在全国大学中，“平大为华北最高学府”，与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两大学，同为规模最宏大之学府。”北平大学首任校长李煜瀛也认为徐诵明“大功主持，成绩斐然”。

然而，就是这样一所“巨无霸”大学，正当它踌躇满志、扬帆远航，距离“亚洲学术中心”的彼岸越来越近之际，却在卢沟桥的炮火声中戛然而止。此时，徐诵明认为，除培养高深人才外，更有其重大使命。现在北平处于国防最前线，诸位在校读书，爱护学校，亦即爱国！在校同人，应格外努力。”这也就是说，战时教育水平不应该降低，要拿起笔杆做刀枪在后方坚持抗战。我们可以从战前徐诵明派人与陕西省政府接触、全面抗战爆发后迁陕合组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及其商学系俄文专修班，以及1939年8月法商学院12名教员因宣传马列被解聘等事件，看到徐诵明对国立北平大学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也能看到他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更为远大的办学抱负和理念。同时，徐诵明汲取“北平大学区制”的历史教训，提出了西北联大“展布陕甘”“激扬民族精神”，“领导地方提高文化”，重塑现代大学精神的重要命题。

            二、首先阐述西北联大展布西北的战略构想

1938年5月30日，以及次年8月2日《申报》在两个不起眼的位置发布两则新闻。前者不过190余字，题为《徐诵明等到汉报告西北联大状况》；后者也不超过200字，题为《行政院决议：西北联合大学改为西北大学》。虽然，这两条新闻内容简短，所处版面也不突出，然而它却标志着同一件事，即近百年来西北高等教育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即从沿江、沿铁路线“点线”式的分布转向西北“面上”的分布。

《徐诵明等到汉报告西北联大状况》一文虽很简略，未涉具体内容，但综合其他媒体的报道，却可知其大致内容，即：国立北平大学原校长、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徐诵明等于1938年7月25日赴汉口向教育部报告抗战迁徙经过和请示下阶段工作时，教育部等当局特别强调“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教育部长陈立夫表达了与其他部门大致相同的意见，“亦希望本校不离西北”。徐诵明等回校后，在多种场合强调：“本校自平津三院校迁陕成立，目的在保持原有学校基础，发展西北学术文化，筚路蓝缕，不惜一迂回曲折以靳达到，用心良苦”，故本校“苟非至严重紧急关头，绝不轻言放弃本位或迁避他处”。本校将以“有计划有组织之企图，示范民众，以为长久抗战民族解放之发动机”。实际上，这是徐诵明首次谈到西北联大在我国大西北的战略性迁徙安置的战略构想。《行政院决议：西北联合大学改为西北大学》虽很简短，但它释放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临时大学”“联合大学”这种因战争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或权宜之计结束了，要将西北联合大学“一分为五”，取消“常委负责制”，改为“校长负责制”，转变为皆冠以“国立西北”的5所大学——“使均成为西北高等教育机关，藉期奠定西北高等教育之基础”，或者说意味着将5所大学永久地展布于大西北。

徐诵明作为曾担任五所高校校长的资深教育家，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他强调“西北联合大学尤负西北文化重责”；“任何学校所在地,均当与文化中心及经济中心发生迅速联络”，必须“领导地方提高文化”。以后又有“关中为吾国第一古都，南郑又为大汉发祥之地”“此次抗战为民族复兴之基，意义重大，亘古无伦”的说法，亦即应主动融入地方,成为关中或汉中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担当起教化一方的责任。在1937年10月19日致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电报中，也有“奉命来陕合组临时大学，原为收容三校院学生，培植人才，奠复国家民族之基。到陕以来，竭力筹划”。由此可见，在西北展布高等教育的战略已经开始具体筹划。1937年10月28日致教育部长王世杰电中有“国难方殷，教育责任愈重，诵明等以院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为国家教育计，未敢缄默”，这是在重申对于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未敢缄默”的责任。王世杰在1937年10月21日的复电中回应这种战略，指出“西安临大原为收容北方学生，并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政府属望殷切。” 在为《国立北平大学一九三九年毕业同学纪念册》所作的序中，他有“爰承中央之教令，于长期抗战之中，作建国储才之计，始草创于西安，继播迁于汉中一带，原来院系，暂有分合：以文理、法商、医三学院为西北联合大学之一，以工农两学院各为西北工农院之一，此为适应战时教育之令指，不得不然。” 这是西北联大常委对西北联大展布西北以后如何成为地方文化一分子的最早的表述。

三、国立北平大学整建制地永留西北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徐诵明即深刻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全境，侵占热河，进一步觊觎华北的狼子野心。1935年12月，徐诵明即派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刘运筹专程赴西安，与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接洽迁陕，“将国立北平大学易名为西北大学”。因此，徐诵明关于西北联大在大西北展布的战略思想，并非突发奇想，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对北平大学战时西迁就有所思考。历史事实表明，是他将国立北平大学整建制地带到了陕西，并将其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全部留在西北，构成了西北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五所冠以“国立西北”名称的院校的诞生，使其带上了“西北”区域的“胎记”，负载着国家层面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一种战略责任与使命。以此为标志，在国土面积占全国1/3、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1/3、古代四大文化（中原文化、古希腊文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交错的西北地区奠定了综合、师范、文、理、工、农、医俱全的一个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这一华丽转身，不啻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大西北脱胎换骨般的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其意义远比在东南沿海建大学的意义深远得多。

徐诵明是实施这一战略构想的主要人物，也是就此战略做出最大牺牲的一位校长和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