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

故事一

茫茫沙海中的殷祖英和沙玉清

西北大漠漫黄沙，结伴沙公走荒遐。沙风沙雨同栉沐，沙枣沙葱共嘘嗟。

弱水三千沙门子，沙夹道里夜停车。玉关西出沙州路，敦煌郊外听鸣沙。

沙湾道上秋萧瑟，白龙沙堆映落霞。闻道沙雅多古迹，莎车百里富桑麻。

茫茫瀚海同沙海，愧我无缘涉流沙。引矣沙公多弥摄，妇当翦烛话窗纱。

这是1943年10月28日，国父实业计划考察团赴新疆考察时，西北自然资源研究专家、国立西北大学地质地理学系主任殷祖英教授赠给我国农田水利和泥沙研究专家、国立西北农学院水利系主任沙玉清教授的一首诗，题为《赠别沙公》。诗中每句均有一“沙”字，不仅生动描绘了沙玉清与沙有关的职业，也生动记载了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等西北联大后继高校学者在黄沙弥漫下，参与民国时期西北科学考察的艰苦情景。

殷祖英曾任西安临大地理系教授、西北联大地质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国立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42年春，他在国立西北大学期间，曾奉命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深入甘、宁、青、新实地考察，同年冬返校并数度举行学术讲演，详细介绍边疆物产、民族特性、油矿资源等，并测绘出有关地图。

沙玉清1937年毕业于德国汉诺佛工科大学。同年回国，他先后担任了国立西北农学院水利系教授兼系主任，并主持建成了“仪祉水土经济试验室”（即中央水工试验所与西北农学院合设于武功的水工试验室）。后来，该室扩建为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他所著的《农田水利学》也成为了我国首部农田水利著作，标志着我国农田水利学科的创始。

殷祖英要长沙玉清12岁，一个专长于资源地理，一个专长于泥沙治理，学科背景上有很多互补之处，故在献身西北的工作中结下深厚友谊。沙、殷二教授虽不同年生，但碰巧的是，二人均在1966年去世。沙公的祭日在10月30日，殷公的祭日在9月7日。沙玉清患有慢性支气管哮喘病，晚年又患肝硬化病，常常彻夜难眠。他的《泥沙运动学引论》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的，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才得以出版。他为农业水利教育事业、为泥沙研究奉献了整整37年，不到60岁，便含着对未竟事业的无限眷恋，撒手人寰。

故事二

驼背上的黄文弼

1943年6月的一天深夜，受国立西北大学委托参加国父实业计划新疆考察团的黄文弼教授，刚刚拉着骆驼回到驻地的帐篷，便不顾身患痢疾，又开始秉烛写考察记录。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即便回到城固，他也常常秉烛至凌晨二三点，一生笔耕不辍，达数百万字，真可谓行万里路，写万卷书。

黄文弼虽籍贯江南，但其韧性却像是十足朴实的西北汉子，甚至由于常年在大漠中考察，以至于回到城固而难以适应定居生活，衣着也很简陋。据他的历史系学生向玉梅回忆：“黄文弼教授一身中山装，不知穿了多少年，两袖发亮，肘下裂缝，我们望着他的衣服，常常联想到博物馆的陈列品。黄教授教的是边疆史，我们这些缺德鬼，常说教授的衣服没有边疆。”

1937年10月至1947年9月，黄文弼先后担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教授兼主任、边政学系教授兼主任，加上1935年至1937年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驻西安碑林的工作，他前后在陕历时12年，占其40年学术生涯的1/3。这也是他1927年开始西北科学考古以来，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也使其在抗战后方有了一段较为集中和充裕的时间，能够对1927年首次考察和1933年的第二次考察所得进行整理和出版。他一生曾四次深入亚洲腹地新疆进行科学考察，并在民国期间出版50篇（本）论著，其中的24篇（本）便是在这个时期完成并出版的。

在第一次新疆科考中，黄文弼成为首位穿越塔克拉玛干千里无人区的中国学者。该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是我国第一大沙漠，这里因为条件极其严酷，被人们描写为“生命禁区”。但黄文弼不仅成功穿越，还发现了沙漠腹地的古代城镇、寺庙、沟渠、烽火遗迹和屯戍遗迹，获得大量文物。这些遗址和文物对该地古国兴衰和丝路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第一次科考和第二次科考中，黄文弼还两次进入罗布泊，成为第一个到达死亡之海罗布泊北部的中国学者。

在黄文弼首次踏上西北科考之路时，有外国人预言：他们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走出包头不远，就会全体折返。然而，黄文弼这一走就走了38000公里，前后历时近六年，并且成为了当时进入新疆专门从事考古的唯一中国学者。在考察中，他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既有对“纸上材料”和“地下之材料”的相互印证和“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的相互印证，又有外国学者与吾国学者研究成果的相互印证和室内研究工作与野外实地踏勘工作的相互印证。

此外，黄文弼还出版了多本考古专著，其中《罗布淖尔考古记》是我国第一部符合现代考古学体例的考古报告，实现了晚清民初以来，中国学术传统向现代学术形制的转变。黄文弼本人也被誉为我国西北考古第一人、我国科学考古第一人、我国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第一人。

故事三

敦煌沙窝里的王子云

1941年，正值战火纷飞之际，一群学者却在大后方以所学报国，以不同的形式坚持抗战。当时，从兰州去往敦煌的路上，就出现了11位钟情于艺术文物的艺术家们的身影。

他们从兰州到敦煌，坐汽车的行程要走1100公里，但汽车只能坐到酒泉，所以他们只能从酒泉再坐骡车走三天三夜约280公里到安西，再换乘木轮牛车到达敦煌。他们坐在盖有毡席的骡车里，但根本不能阻挡住骡车外夹杂着飞沙走石的风鸣声，因为走的是沙窝路，软沙没胫，骡车难以通过，又因无骆驼可雇，只好改坐农家的木轮牛车。

这就是当时以王子云为团长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考察途中的一个场景。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王子云率团历时五年，行程十万余里，足迹遍及川、陕、豫、甘、青五省。他们运用摄影、临摹、模铸、拓印、测绘、记录等方法，发现与保护了大量文物艺术珍品，并成就了中国专家在国家层面首次对西北文物所进行的科学、系统考察。

王子云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和艺术考古学派的先驱，也是我国现代美术运动的最早的倡导者和参加者。1937年，王子云回国担任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不久后便奉命组织西北文物考察团。自1940年，他率团考察西北艺术文物，先后发现、整理了数百处（件）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收集了超过2000件珍贵的艺术文物和不同时代的石刻艺术拓本，绘制了千余件各类艺术文物速写图、写生图及相关地区的艺术文物分布图、艺术文物遗迹实测图，摄制了千余张各类艺术文物题材照片，拓印了上千套（张）各类石刻艺术拓本。

1942年，王子云在国内率先建议教育部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1945年8月，他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所获文物2000余件一同并入西北大学，任西北大学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

作为艺术家，王子云所领导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是中国艺术家对本民族的美术遗产首次进行的大规模考察，对于中国美术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本人的代表作《中国雕塑艺术史》也是中国第一部雕塑史专著。

王子云等西北联大学人们所取得的这些巨大的学术贡献，是产生于日机的轰炸之下，产生于辗转数千里大迁徙的途中，产生在泥巴茅草屋的教室里，产生在破庙旧祠之中，产生在风餐露宿的大漠驼背之上，产生于那些衣服肘部磨得发亮、袖口、下摆“无边无疆”、过着“活蒸螃蟹”般生活的教授们之中，产生于“盐水煮萝卜”“水煮白菜一口沙”“长袖变短袖、长裤变短裤”“昼夜灯火无眠”的近万名优秀学子之中。这就是我们在此所要述说的那个已经伴着大风、伴着大漠，在大西北默默耕耘了80个春夏秋冬的西北联大。

《中国科学报》 (2019-01-02 第6版 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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