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准备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当时我是贵州地质局111水文队的学工，一个月拿20块钱的工资，在黔东南紫云县做水文填图。
 小学中学我的成绩都很好，中学毕业时本来因为照顾地矿系统子弟有机会去探矿机械厂当车工，在当时这是一件拿工资、吃皇粮、有技术、当领导阶级，让人羡慕的事，尤其是很多人都要面对下乡这条路的时候。但我选择了上高中，继续念书。父亲虽然想让我去工作，但知道我喜欢读书，没有拦我。只是说你要想好，不要等读完书后没有工作去下乡又来怪我们。我做了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决定。
 高中毕业时， 国家的局面已经很乱了，全国停止招工，我只有下乡一条路可走。当知青两年，每年辛苦下来都要欠队里百十来块钱。因为我们吃掉的东西比生产出来的要多。大家都觉得很窝囊，比废物还不如。曾经想过去抢基干民兵的武器库，里面有几条三八式步枪，然后上山打游击讨生活。不过那个时候也很开心，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常常有到山背后县酒厂用一个军用水壶打二斤烤得糊焦焦的玉米酒来就着大蒜和同屋喝醉的时候。隔壁一个姓张的女人，很妖艳，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小龙，一个叫小虎。她常跟我们来些歪路子上的东西：哟，知识分子啊，那你们什么都懂吧。我出一谜语看你们能不能猜得到：小时青东西，老时红东西，张开裤裆漏出黑东西。打一物。然后看着我们笑。哟，还是知识分子呐，连花椒都猜不出来。我们不开心还不行。
 两年后到地质队当学工，一个月20元的工资，加上野外补助有四十多，名副其实的大款。一直都梦想上大学，所以从下乡到地质队我都把全套的高中课本带在身边，有空翻翻，做些习题。但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我跟上大学是绝了缘的。很羡慕能上大学的人，可心情又很复杂。有两个中学的同学，成绩是班里垫底的，看见他们敲锣打鼓被送上了大学，我非常不服气，不过也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从喜马拉雅山到东海，这个世界是不平的，也是不能平的。
 记得有天吃完晚饭我们几个人沿着紫云县城城边的石头路散步，听到广播里在播可能要恢复高考的消息。身边的人就对我说，看来你要走了。我心里也这么想。但那个时候我对地质队的生活已经有了感情，因为它太苦了，也没有把高考当回事。我们出野外时，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做学工的要把饭做好，吃完早饭后洗了碗，大家背着铺盖卷，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加上填图的东西，四五十斤，每天翻山越岭至少30公里，否则路线穿不完。一路记录、采样、在图上打点。中午没有午饭，我们常会偷老乡的东西吃。遇上山谷中经常有的雷雨，没法躲过。我们都是把图纸记录本用塑料布包好，身上的衣服脱了放进包里，光着身子躲在树下淋雨，冻得直打哆嗦，嘴唇发青。我一直觉得人体，主要是剥光了的男人体很难看，可能和那个时候的经历有关。雨停了我们赶紧走路，可以暖和一点。光着身子走路让人很尴尬，像猴，而且使不上劲。等翻毛皮鞋里的雨水不再吱吱作响了，就把衣服穿上接着走。到驻地时多半是傍晚7点左右，做学工的要做饭，做老师的要整理笔记。有一回我们正在做饭，村里来了一帮人，由一个县城中学到当地来做工作组长的老师带着，还带了一杆步枪，说我们是国民党特务，要抓我们。最后没有办法，我们组长只好让我跟他们一起又走了十几里路到公社，从公社给区里的一个秘书打电话算是把事情结了。回来又是十几里，我又饿又累实在是站不住了，就倒在了厨房柴禾堆旁。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被累趴下的经历。那位工作组长没有抓到特务，就把我们训了一顿：你们到农村来工作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要同吃同住同劳动，你们为什么炒白菜还要放菜油！？我们无言以对。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应当请那混蛋跟我们一起吃炒白菜腐败一顿也许就不用走那一趟冤枉路了。
 日子过得很艰苦，每跑完一条路线回到县城，大家都会猛吃一顿，一醉方休。看着我们的技术员、老师喝了酒泪流满面的样子，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地方不对。后来我们队长知道我报名考大学了，对我特照顾，把我弄成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送回省城学习班。这样我就不用在野地里跑，有点时间复习功课。积极分子们在会议室宣讲心得的时候，我就躲在后面看三角几何。我真的很感激我们队长，一个唱起东方红来五音不全的湖南人。
 1977年让我最不能忘记的一件事不是高考，而是和我们水文队一起工作的“三八钻井队”队长的死。
 黔东南是石灰岩地层（卡斯特地貌）发育的区域，地下溶洞、河流很多。我们必须按填图规定以一定的分布密度打钻，以弄清楚地下的断层等储水构造。这个地区是一下雨到处冒水，水一退哪儿都没水了。县城附近的很多村民要到几里远的山谷河沟下去担水。冬天的石灰石山路上总是有光溜溜的桐油凌，多少人爬了好几里山路挑上来的水最后摔倒在家门口，真的是哭都哭不出啊。所以县城领导请求我们帮他们打水井。因此我们在县城周围布的钻井位就密了很多。而负责打井的就是这个“三八钻井队”。全是女孩子，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一岁，是她们的队长，名字叫做张学勤。
 张学勤是四川农村人，家里六姐妹，她是老大。她父亲患有硬皮症，家里的主要劳力是她母亲。她很小就到队里干活挣工分，到地质队之前她和队里的小伙子们一起在干开水渠的活。吊在山腰上抡十八磅的大锤打眼放炮开山，每天都要挣到十五分的满分才能歇。后来到了地质队，那就是进了天堂了。 一个钻井从把井架搭起来到一天24小时打钻，那是什么样的活，对男人都难啊，何况她们一帮小姑娘。可是再苦再累，张学勤从来都是走在第一个。要知道她的工资加野外补助有五十多，可以每月寄钱回家，那可是金饭碗啊。她知道社会主义的好，共产党的恩，怎么干、怎么累都报答不完。
 那天她们转场，用拖拉机拉卸下的井架钻杆。为了保证第二天能把井架在新点上竖起来，同时也保证当年的钻探进尺，她天不亮就起来，一直干到深夜。运最后一趟钻杆时已经临晨一点，她跟着走的，站在拖拉机和拖斗之间的铁杆上。因为累了困了，也因为石子路很颠，她掉了下去，被装满钻杆的车斗碾过胸口。
 第二天我们听说这件事，赶到县医院去看她，她已经被白色的床单盖上。死了。据说身上没有出一点血。那之前我见过淹死的人，吊死的人，刑场上被枪毙的人，见过被人用砍刀差点把头劈开而死的人，我感到过恐怖。这一次见到那白色的床单下一个女人身体的轮廓，一动不动安安静静躺在那儿，我第一次感到一个生命的结束对我的震撼。几天前我还和队长因为工作去过她们井队。到那儿的时候，女孩子们都慌张地收她们晾在外面的东西。张学勤长得很漂亮，或者是我现在这么期望的吧，也很结实，有些腼腆。她给我们泡了茶，说是四川家乡的特产。虽然我只见过她两次，我的印象中她是个爱笑的人。如今好像茶还没有凉，人就没了，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我们那个组本来当天要出野外的，结果留下来处理这件事。当时是夏天，我们马上跟在省城的队部联系，让他们拉了一解放牌卡车的冰块过来，又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去张学勤四川的家接她的家人来处理后事。我们把她的尸体抬到一个临时搭起的大帐篷里，身体周围砌上冰块，等她的家人。晚上我们点着蜡烛轮班在帐篷里守着她，怕老鼠啃了她的鼻子耳朵。四天以后，她父亲到了。县政府把当地最好的一口棺材抬过来给她用。我和队里的另外三个人把她的尸体抬进了棺材，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抬死人。我闻到她尸体发出的味道。
 她的父亲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说什么话，我也没有听到他哭过一声。在盖棺前他去摸了一下女儿的脸，说：她跟生前一样。
 张学勤墓碑的碑文是我写的，上面有一个别字。在“二十”的缩写体“廿”后面，我又写了个十。刻碑的石匠指出来时，已经没有办法改了。所以她的年龄在碑上被刻成廿十一。我一直都记得这个错误。县城里几百号老百姓来为她送葬，很长的一溜人。领导说她的死重于泰山，老百姓说她是为了给他们打水而死的。

 后来我去高考了，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但我一直不知道，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考了多少分。我去找过我们队长，问他我是不是该去上大学，真的有些犹豫。那个时候我有些舍不得、也有些不忍心离开队里。大家都是在野外跑的人，一起吃了那么多苦，凭什么我就上京城去了。我们队长说，你是念书的人，好好去念书吧，以后回队上来工作。
 我去北大了。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坐了45个小时，无怨无悔。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第二个重要决定。但我没有回队里去。当初要是留在队里没有去念书，我现在也许会在大街上摆地摊卖假烟过另外一种日子。慢慢就明白，一个人的一生就是做几个决定。对，错，都是一生。
 很多人在说到77年的高考时，都有和那个年代无法分开的故事，很多感慨，很多悲哀，很多豪迈。我当然也有。但让我最不能忘记的不是我考上了北大，而是张学勤，那个廿十一岁的女孩，还躺在那个冰冷的地方。如果为了这三十年要我去纪念什么的话，我想到她坟前去献一束花；告述她，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忘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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