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很多关于量化考核的博文，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曾经在2008年写过《终身教授的评定过程》，《如何招聘教授、研究员？》和《通往终身教授的长路》三篇博文，讲有关“考核”的点点滴滴。现在再说一点对已在岗的、做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的“考核”，自己的经历，给相关讨论提供点参考看法。

     西方国家的大学、研究机构多半是有年度考评制度的，尽管各家有自己的不同点。不同类型的机构要求不一样，很自然。哈佛的教授和一个社区学院的教授，如果对他们的要求和期待都一样，那就不会有哈佛的存在。我讲的东西，是我这儿的情况。我们每个研究人员每年都要写年终报告（annual report），但有几种例外：评审终身教授（通常是五年一评）、副研升正研（通常是五年一评）以及正研每隔七年一次的post-tenure评估。这些人当年的评审更为系统，不用再写年终报告，否则就是重复和浪费时间了。年终报告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科研，单位内的服务，以及专业圈子里的活动。三个方面根据不同标准单独评审，最后合起来有一个年度的综合评审。我简单讲一下对科研的评定，这个是最重要、比较难的评定，也是这里的读者比较关心的事。

     所有的评审问题，首先是谁来评审。科研人员表现的评定，绝不能来自行政领导，而是要由科研人员自己来评。这不仅是懂行与不懂行的差别（有些领导也是内行），而是理论上看，两个群体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不同。科研人员追求解决科研中的问题，无论是兴趣性的还是技术性的；对他们来说，人生最大的乐趣，是这个追求的过程。而领导们追求的目标是科研结果，最大的乐趣是在我的领导下，我们单位做出了什么业绩可以上报、可以评奖，可以体现领导有方。而上级对领导的评判，是根据领导的业绩，而不是根据科研人员的兴趣。科研人员的追求、领导的追求都没有错，自己干该干的事。但如果研究人员的评估委员会中有行政领导，或者评估标准是领导制定，领导的目标替代了科研人员的目标，不出现矛盾就不正常了。

     我们的评审委员会都是由研究人员组成，每个系有自己的一个代表，通常有七个人，每年轮换。从七个人中，由全体科研人员投票，选出一位做主席。对科研的评定，主要涉及发表的文章和申请的基金，这大概在什么地方都差不多。我们的评审没有点数的量化指标，因为每个研究都不一样，很难打分，需要具体评估。但我们有类似优、次优、满意、边缘、失败五个级别的、偏定性而不是定量的评定等级。假如一个人一年没有发表文章，另外一个人发表了三篇文章，我们会认为本年度后者做得更好。所以，数量是个简单的参考指标。但我们也会看前者为什么没有发表文章的理由。比如人家在做一个规模很大的课题，或者需要耗时间的研究，尽管活干得很辛苦，但不可能短时间内出结果，这个我们应该理解。这种情况，我们很难说有多好，但至少不会简单地给一个“失败”，最可能是给出“满意”的评审，因为他们已经在努力做了，尽管还没有发表的结果。如果两个人同样有三篇文章发表，我们会看这些文章所具有的意义、工作量、什么刊物上发表的，是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还是合作作者，等等。无论作者排名，所有的贡献都算，但权重会不同。同样，如果一个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而另外一个人发表了三篇文章，我们会看那些文章的“含金量”。有些文章的工作量是很大的，需要得到认可，能发出一篇就不容易。否则，只认数量的评审，会鼓励人们去做短、平、快的活，对于真心想做科研的人，这是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数量是个指标，但不是一个硬指标。对于不同文章的权重，需要依靠科研人员专业性的判断，而不是数文章的篇数。有些文章之间的差别很明显，比较容易判断；有些不是那么容易判断，也没有必要那么精细地去区分，因为五个级别的划分，本来就是粗线条的，如果有心，做到基本的合理和公平，并不是那么难。

     对于科研中基金申请的判断，我们会看你申请到了什么，也会看你去申请了没有。因为竞争激烈，写一个基金申请书必须要很认真，是相当费功夫的事，很多时候，写一个基金申请书，会比写科研文章还难，难很多。但是否能拿到，谁也没有把握。因此，即使没有拿到，对做出的努力，还是需要肯定，不能仅看拿到多少钱才算数。但对还没有拿到tenure的人来说，如果一直拿不到基金，是一个危险信号。它可能反映出你的研究做得不够好，或者是你提出的研究方向有问题，等等。这会给tenure的获得带来负面影响，因为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永久留下一个研究上看不到希望的人。

     拿到经费，固然是做研究的前提，把外部经费的获取计算到科研成果中，可以理解。但我觉得中国体制和西方体制有差别，不能同等来看。比如说，很多西方科研机构和大学是私立的，尽管“老板”通常是以董事会来体现，但研究人员的薪酬，来自于私人性质的“老板”。当研究人员拿到外部经费后，其中很大的一笔钱，有的大于50%，是机构拿走的抽头（overhead）。无论机构怎么用这笔钱，其性质就是研究人员自己从外部挣钱养活自己、或者至少部分地养活自己，甚至养活了其他人。但在中国，有固定岗位编制的研究人员，工资是国家发的，是所有纳税人的钱。现在有些靠课题经费拿工资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活在“老板”的钱下，甚至老板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也来自于外部经费。这些说起来就复杂了，但基本点是：不同所有制下，对经费获得的评估，应该不一样才合道理。基本的评审底线，应该是你去努力争取了没有，而不是你拿到了多少。

     我们的年度评审，最后会形成一个委员会报告。对每个人的表现有个基本的概述，除了划定优（通常是诺贝尔奖级的研究）到失败（通常是实在提不起来）的评审线，还会有评语：好在什么地方，差在什么地方，需要在什么地方改进，等等。这个报告最后交给相关“领导”，他们以此为据，在工作表现－工资的既定政策下，决定本年度每个人升工资的幅度（如果当年有钱这样做的话）。同时会把这个报告和升工资的决定，以保密的形式发给每个当事人。如果当事人有异议，可以提出复议。但这个过程的一个基本点，是研究人员表现的好坏，全程由科研人员来评定，和行政领导完全无关。

     在我知道的情况中，中国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评估多半也是由专业人员来进行的。形式各异，但多少有些类似西方体制。但评估的过程和内容，可能有不小的差别。西方的体制中，拿到终身位置后的一些研究人员，通常是年龄偏大的一群，经常也不怎么干活，体制拿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对这些人能够做的，就是通过年度报告的结果，通常是评估比较低，不给他们涨工资。在通货膨胀的自然经济变化下，不涨工资意味着减薪，尽管这个影响不是那么的大，但至少不是一种鼓励。此外，机构会劝退这样不干活的人，提供一个不错的退休计划，让你基本满意地离开。对于一个研究机构来说，空出一个位置来招收能干活、也愿意干活的人，对保持这个机构的活力和名声至关重要。

     在中国体制中，编制内的研究员，本来就是终身制，占着位置不干活的人，不知这个网上有没有人见过。我见过一些，领导也好，各种委员会也好，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用。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年纪大点的研究员，常年没有什么研究结果，但委员会无记名投票时，每年的结果不是给优就是给良，这在西方体制中不容易出现。尽管是专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智商也不容置疑，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可能的原因，一是投票者本人活干得也不怎么样，我投票选你优，等评我时，肯定也不会是良或更差，因为有比我还差的优－您在下面垫着；二是大家对老人（不是老年人）的一种人性关怀，不忍心说这么差的他居然是差，还是评他优比较好吧。人心都是肉做的，这可以理解。难理解的是，同样一帮菩萨心肠的人，在对年轻人投票时，谁这一年少一点SCI颜色，显微镜下看得一清二楚，心肠出奇地硬，完全不管某个研究的类型、难度和风险，刀刀见血，去你妈的南无阿弥陀佛。这体现了不同的标准，或者是纸上写有标准，但心里没有标准或者滥用标准。

     我不认为对科研人员适当的评审是个问题。但在既有的评判体系中，最大的弊病，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以管理层的目标对科研人员的研究做定量要求，二是科研人员用不同标准、没有标准来评判其他科研人员的思维和做法。合理的评审既取决于体制，也取决于个人；而最关键的个人的因素，来自于科研文化和风气带来的客观评审与否，让人在评判别人的科研好坏高低时，能把平时养成的价值观使用在具体的评判案例上。形式上的东西容易做和改，但运作这些形式的人，要改变起来难度就大多了。我的基本认识是，在现代的科学体系中，对科研人员的评估是需要的。它的目的，是要增强而不是约束科学研究的自由度和活力；是要鼓励踏实的研究而不是灌水，否则就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