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癫狂古有之，乐心觉性牧归时。

黄金五斗几多米，揖跪弓腰都是诗。

 

林语堂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骗子真是不胜其多，不过中国佛教已经把许多的小骗子归纳于两个大骗子之中：就是名和利。但林语堂认为佛教的分类不完全，人生的大骗子不只两个，而实有三个：即名、利、权。林先生是对的。尽管他信基督教，但他仍然是个俗人，知道俗世中的权是什么东西。

经历了很多名、利、权的人，也会有些唏嘘感叹的时候。比如2012年3月27日的《参考消息》，登了一段短消息：撒切尔夫人后悔从政。报道说，发表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前保守党内阁大臣斯派塞的日记节选内容显示，“铁娘子”为其政治生涯对家庭造成的伤害感到后悔。撒切尔夫人说：“如果我能从头再来，考虑到政治对家庭的影响，我不会选择从政。”可惜，世上没有那个如果。

人生之中，名有多累，利有多害，权有多重，历来都是个难以把握的问题。这三者之间通常还有些微妙的关系。比如说某人得奖五百块钱，他可能把它拿去交党费，或者捐给孤儿院。如果奖是五千万，某人会把钱存到银行里，喝酒吃肉，慢慢享用，过安稳的日子。在前一种状态中，名的价值大于利，后者则相反。有什么不对吗？没有什么不对。人对事情的反应，会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来做出判断，只要不妨阻别人就好。当然，把五千万存入银行的人，也大可不必去宣扬曾经捐过五百块的高尚。

佛家认为“绝利易，绝名心难。”但现在这个功利的社会，随着物质生活的发达，人们是绝名心易，绝利挺难了。如今千奇百怪的官，五花八门的士，为了利益不顾名声者多了去。花钱买官，为的是能十倍、百倍的把那钱挣回来。多少在权位上载跟斗的人，有几个不是为了永远都满足不了的利益？为了利益，人们往往必须得去干点磕头的勾当，真正磕了头心里又很舒坦的人，我想也不会多。但不喜欢的事，仍然有人前赴后继地去做，都为了一个利字。可谓江山如此多金，引无数英雄竞昧心，出了这么多的贪官，造假的文人。

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名、利、权。有人会为了得到名利权而讲道义、著文章，也有人会因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而得名利权。所以，有名利权并非都是坏事。只不过能做到出世清高，入世担待，却都不容易。林语堂把名、利、权认为是骗子，是相对于生活来说的。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名望如日中天的胡适就说过：“一旦你成了名，你必须要选择如下的两件事之一来做：不辜负这个名声，或是靠这个名声活着。在第一种情形中，你会在身体上毁了自己；在第二种情形中，你会在道德上和思想上毁了自己。你竭力要成一名伟人，你就要尽力做过多的事情—这样你就会完蛋！”

对于一个人来说，想通过追求名、利、权来过幸福悠闲的日子，往往事与愿违。很多原来普通的人，红了后都会发现他过去的朋友都避着他了，大家聚会时不叫他，理由是怕他太忙。在聚光灯下风光的人，往往不能奢望过下班后来口清淡点的饭、和朋友们随性侃大天、或者仰八叉一觉睡到大天明的日子。他们不得不为别人活着，活在心的形狱中。更多的时候，还不得不做些磕头的勾当。

历史上能真正过快乐日子的人，当数陶渊明。像他那样过闲散田园生活的人还有吗？我想不会在少数。但为什么陶渊明能成为陶渊明呢？我认为至少有下面几个原因：一是他辞官不干了，放着皇粮不吃，自己去种地，这很潇洒。不仅潇洒，那种不事权贵，向往生活的自然和乐趣，是人的本性，人心向往之。二是他能写诗，把自己的感觉和想法，用一种美妙的形式，传递给别人。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陶诗流传于世，谁会知道陶渊明？三是他诗的境界和他的生活一致，有让人信服的见识和力量，而非宫廷中体恤民情的脂粉文字，说的和做的不搭界。

陶潜作《归去来辞》，辞官归田，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样做并非颓废，或逃离尘世，他只不过烦了做官，不愿干那磕头的勾当。但他依然热爱生活，过普通人的日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好酒来者不拒。

不过，假如当年陶渊明面对的不是五斗米，而是五斗金，他也能不折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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