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琳•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二三事 》时，提到一个概念：内共生理论：不同的简单细胞和细菌融合，产生新的复杂、高等的细胞。这些复杂细胞再构成更为复杂的生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生命形式。在分子水平上，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水平基因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或者叫横向基因转移（lateral gene transfer，LGT)，说的是一种生物从另外一种生物获得基因，这和通过祖裔关系而获得基因物质的垂直或纵向转移（vertical transfer)完全不同。这种基因的横向转移，是生物演化中快速、大规模改变遗传物质并影响到生物演化的一个重要机制。

        如果把自然界中的现像用到人类社会中来，我认为过去的一百年中，西方的科学体系进入中国的儒家文化体系，无论是被纳入或被入侵，已经形成了一种“内共生”现象，或者是横向基因转移。从民国初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到现在“海龟”与“土鳖”的话题，我都认为是这个内共生过程必然的产物。问题是：这个体系是否能形成一种更为优越的文化，发展出人类社会更为先进的形式？这个不是谁能回答的问题，而需要一个社会实践，问题无穷，而我笃定是见不到结果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只想说一个例子，讲这个内共生过程中的现象之一。

        几年前，在一次北大的会议上，一位学者在开幕式上提到，相对于西方，达尔文进化论最初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受到什么阻碍，甚至是很受欢迎。究其原因，是中国没有一种宗教或固有的思想，与进化论强烈抵触。这基本上是一个事实。但我觉得，这样的通行无阻，对一个积弱已久的社会，短期能起到震撼和醒悟作用，长期却未见得是好事。人们常说，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不够，但到底不够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的知识界，急于找到能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进化论，完全没有批判的分析，就吞下了 “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这个果。没有咀嚼，不知道它真正的味道是什么，也难说吸收了多少。没有追究它的因，更没有谁出来唱反调，基本上是一种文化上的不抵抗。尽管从道理上，不同文化中好的东西需要互相学习，但对于西方科学，不抵抗接受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对科学的误解，因为它丢掉了科学中的精髓：批判精神。我们现在科学上的浮躁，不能不说是一种对科学消化不良的表现。在一个缺乏批判精神的环境中做科研，人们可以事无忌惮，从随意做事到乱说和造假，都可能出现。如果在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环境中，大家都会战战兢兢地做事。

        达尔文进化论早年的传播，在不同的地区，人们都是各取所需的。说起“适者生存”，在寒冷的加拿大，拓荒者看到的是对恶劣气候环境的应对。在温暖的新西兰，则更多地体现在白人扩张地盘中，如何面对土著的毛利人。在欧洲传统思想影响比较深的地方，比如澳大利亚，进化论传播得比较慢；相对而言，在1869年才建立第一所大学的新西兰，它的传播反而比较快，因为受到传统的阻力比较小。不同的社会族群，比如妇女，美国南方的黑人，犹太人，基督教徒，等等，都有不同的反应。但所有这些地区和人群的反应，似乎都不如进化论在中国造成的动静那么大，那么热烈。尽管当时中国一些受欧洲传教士影响的报刊，曾经有过质疑达尔文进化论的声音，但总的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通过严复有选择地介绍和很多人的热捧，很顺利地进入中国，深入人心。一直到现在，这种思维都在继续着。比如，发展才是硬道理。所谓道理，只是一个特定过程中的道理，必须要随时间理性的对待、质疑和修正。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很少问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必要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模式，在消耗化石能源的基础上，以物质丰度为富有的参考标准，进行社会发展？别忘了中文中的一句：骑虎容易,下虎难。

        差不多100年前，胡适1915年在日记中，写过下面一段：“偶语韦女士吾国士夫不拒新思想，因举《天演论》为证。达尔文《物种由来》之出世也，西方之守旧者争驳之，历半世纪而未衰。及其东来，乃风靡吾国，无有拒力。二十年来，“天择”“ 竞存”诸名词乃成口头常语。女士曰：‘此亦未必为中国士夫之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而必经几许试验证据辩难，而后成定论。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西方之不轻受新思想也，未必是其短处；东方之轻受之也，未必是其长处也。’”胡适认为，韦女士的说法“此甚中肯。今之昌言‘物竞天择’者，有几人能真知进化论之科学的根据耶？”

        那个“韦女士”，是传说中胡博士的相好之一。不过胡适怕他妈，也不敢真的对抗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相好也不敢怎么地，最后凑合着和从未见过面的江东秀结婚，过了一辈子。这是一个文化江湖上美丽的传说，也是一个讽刺。和鲁迅的朱安、许广平故事相比，让人唏嘘感叹。胡适日记因为经过他的编辑，有修正主义的嫌疑，需要有条件地去看。如果那些话真是韦女士的话，不是胡博士的聊斋，那可以说明这个韦女士还是有才的，能把问题看到这个份上，既要了解中国文化，也要知道西方科学。

        西方之不轻受新思想，未必是其短处；东方之轻受之也，未必是其长处。纵观过去的一百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不轻受新思想的西方，各种新思想蓬蓬勃勃；在轻受新思想的东方，尤其在中国，有多少新思想产生？ 这表面上像是个悖论，但事实上，不轻受新思想，是科学精神的基础之一； 具有不轻受新思想的人群，就是滋生新思想和创新的土壤。因为不轻受，所以要重证据，才能出真东西。反之则不然。从上面的内共生理论和水平基因转移，到中性理论，自私的基因，间断平衡，等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去年听了美国科学院院士P.G. Falkowski的一个报告，讲地球生物化学系统的演化。在讲到有关光合作用机制的形成时，他认为那由一百五十多个基因形成的“机器”，利用太阳能劈开水分子，产生氧气和化学能，是地球生命演化中最为不可思议的一个复杂过程。尽管人们现在仍然不清楚那个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但他有一个论点是：植物的演化在20多亿年前就已经完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花花草草，只是那个演化结果的不同组装（repackage)。当时就有一个学生提问，显得有些激动，认为Falkowski的观点很扰人（disturbing)。这样的学术观点，自然会在学术讨论中继续下去，我没有能力去评判。但我感到那个学生能在权威面前质疑，是科学能成长的最基础、最本质的东西。在科学融入中国儒家文化过程中，缺乏这样的质疑，一直到今天。我见过很多中国科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他们在权威前面很少有人敢吭声说反对意见，钝得令人叹息。上下一百年，所谓“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所以，西方的科学体系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过去说过，科学的本质是疑而不是信，如果听话的乖学生都是好学生，那中国的科学就没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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