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立平先生写“小时候的挣钱之道”,提到做链条枪。我跟了一句留言:“我可是也干过,很有一点技术含量。” 俞老师问:“你做的枪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这个不好说。枪这个东西,你拿它来打麻雀,它就是民用;你拿它来打人,尤其是坏人,它就是军用了。因此想起来写一段童年往事 。
先说淘气 - 小时候我们一帮男孩都很淘气,那个折腾,搞得我们那几栋宿舍楼都不得安宁。各种故事很多,其中一个小故事,是我们折腾一个叫刘金波的人。那人当时大概是40来岁,上海人。上海人虽然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看作乡巴佬,但自己孤身陷于他乡蛮夷之地的时候,又为他们城市人的高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刘先生是单身,戴一副眼睛,估计也是知识份子,大概着急自己的个人问题,头发有点谢顶了,让他看上去比较好玩。他是个好人,从来不跟邻居有什么问题。可惜他是个上海人,又碰上我们一帮学校停课后没事做四处犯混的家伙,让他吃了些苦头。有一回,他带了个女人回来,大概是在搞对象。那个时候,男人要带一女人到自己家里来可是重大新闻,人们都以除了祝福以外的各种心态来看待。
刘先生家住一楼,刚好在宿舍楼门厅边上的那一间。我们看见他们人进了屋,窗帘却一直放下,就在一边议论,好像发现了重大敌情。一般谈对象的人,把自己一楼房间的窗帘放下,合情合理,多半是不想影响别人或者不想被别人影响,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保持一点隐私,该干啥干啥。可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们一帮小孩爬到他的窗台上嘭嘭嘭地敲窗户,还用挺押韵的声调理直气壮地喊:刘金波,刘金波,你在干什么?!那种情况下,刘先生无论在干什么都会火冒三丈。平时他就受了我们很多气,现在的关键时刻,他已经怒不可遏,提着嗓子,用上海话狂骂着,疯子一样从屋里冲出来,要跟我们拼命的样子。但这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样子。当年我们受党的培养,经常看地雷战,地道战的电影,知道怎么跟敌人打交道。我们那个宿舍楼的门厅,电灯坏了没人修,晚上一片漆黑。我们早就预料到了刘金波的后续动作,事先就在门厅里布下了绊马绳。他飞奔出来想整我们出气,可是由于太激动,跑的速度太快,也没有注意到脚下,结果被绳一绊,整个人就像导弹一样从门洞里飞了出来。好在外面不像现在到处都是水泥地,而是一地的稀泥,他着地后滑行了一段,除了把自己从头到脚弄脏了外,皮肉没有怎么受伤。一边喘气一边骂一边四处摸自己的眼镜,费了点时间。那个女的也没说出来帮帮忙。我们在远处看着,高兴得拍手唱:刘金波,刘金波,面坨坨!他肯定气得牙痒痒。他那对象最后有没有谈成我们就不怎么关心了。佛教里面讲功德:“恶尽言功,善满曰德”。那时我们即无功,也缺德。我现在的工作,经常要在荒无人烟的野外走路晒太阳吃苦,有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在为自己造的孽还债。
再说做枪 - 因为那时我们很野,所以就想到造枪来玩,很自然的逻辑。有了枪,我们还怕谁?我们造的枪可以说是各式各样的。我手比较巧,做出来的枪很漂亮,而且一直想做一把跟真枪一样的枪。我做的最高级别的枪是这样做的:先用质地比较硬的厚木板,用锯子锯出真的手枪大小的胚子, 用机油沁泡后,再用刀修到很漂亮、很光滑。后面一块锯开,是为了以后套上橡皮筋做击发装置。前面枪管部分用钻头打一个小指头粗的管道,然后把一根锯得长短正合适、小指头粗的钢管外面抹上胶敲进去,这就是枪管了。再用一种打孔用的钻子在钢管内壁一个方向钻一通,目的是让钢管内有螺旋的膛线或来复线,这样子弹出膛时就会旋转,会发射得比较准,比较远。做枪管的钢管,内径和竞赛用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壳外径一样。我的手枪子弹都是用小口径步枪弹壳做的。先在弹壳底部钻一很小的孔,然后把一种火纸的一面揭掉,把火药对在小孔上用胶水沾上做底火。等底火干了后,在子弹壳里装半筒鞭炮的火药,或者是火柴头上刮下来的火药,然后塞上一点纸。弹头有两种,一是在剩下的空间里装些钢砂,用蜡封住,这是比较低级的产品。我的发明就是装铅弹头。铅弹头的来源是牙膏皮。那时的牙膏皮是铅做的,收购废品的人一般用两分钱收它。我把牙膏皮用陶瓷的坩埚在炉子上熔了,然后浇铸在泥做的模子里,一次可以浇铸20枚弹头毛胚,把胚子用砂纸打磨光,装到灌了火药的弹壳上。这样的子弹跟真的一样,打完一发马上换,不用装药,也不用现装底火,很方便,接近于真家伙。
第一次试我的新式武器是在一个中午,我带了我的新枪出去,心里有点紧张。把上了膛的手枪对着院子里的一根木头电线杆,心里嘭嘭跳。 瞄了一下,砰的一声开了火,啪的一声,我知道打中了。正在检查陷在电线杆里的弹头,忽然有个女高音响起来:哪个王八蛋,大中午的放鞭炮!我一转头,看见一个女人,站在宿舍二楼一扇打开的窗户后面,穿了件白色的背心,披头散发,怒容满面。我忽然明白这正是午休的时候,我的那一声枪响,把她从睡梦中惊醒,也许还出了冷汗。我赶紧掉头就跑。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会要珍重别人的感觉,尤其是午休时最好不要放枪,吵别人的美梦。不过她也没有预料到那一声响居然不是放鞭炮,而是我放的第一枪。
我们几个都有了枪后,就到宿舍楼后面的山上玩打游击的游戏。攻山头,抢阵地,真开枪,跟真的打仗似的。开枪之前喊一声:我开枪了!这边的敌人赶紧把头低下躲好。枪声一响,就听见树丛被钢砂打得哗哗的响。那个时候我们对军事问题都很内行和关心,经常讨论的问题是用我们的手枪能不能把鬼怪式飞机打下来,后来都认为在山头上是可以的,尤其是刚好打到它的油箱上。接下来争论的是提前量该打五个机身还是七个机身,因为这涉及到飞机有多高,是对我俯冲还是离我而去。现在看来这些争论都没有什么创新思维。其实把山修高一点,让鬼怪式直接撞山头上最好。
说这些故事,是因为我经常在想这个世界是怎么发展演变的。现在的小孩大概都不会像我们当年那么闹和没有规矩了,每天肯定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家庭作业,看电视,做额外的数学题,准备考试,画画,拉小提琴,跳舞,追星,背英语单词,准备考北大。 文革耽搁的一代人,没有怎么念书,但居然也成了博士,搞上了科研,做上了领导,似乎也不比学院式教育出来的人差到哪里去,不可思议。那么,我们现在灌输式的教育到底好在哪里?给孩子们一点童年的自由和快乐,让他们自己去造枪打游击,是不是也是可以选择的教育方法之一?这个我就真不懂了。假如我还能再过一遍这日子,我宁可选择去造枪玩,而不是待在家里做算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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