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耀明4月12日去世了，肝癌晚期，年仅42岁。人去如灯灭，说走就走了。伤心，可惜，无奈。人早晚都会走的，但他走得太早了点，留下一个三岁多到儿子，和一大堆说好了要一起做的课题。 这是春天，到处都是随风摇动的花草，但耀明再也看不到那些摇动的色彩和生命。曾经活生生的一个人，现在只剩下一捧骨灰留在八宝山。人就像山上的一棵草，地上的一撮土，可以是什么，也可以转眼什么都不是了。

    回国前生病的日子里，他经历了说不完的身体上，心灵上的痛苦。第一次做肝脏手术时，是我大清早陪他去的，为他签的字。他在手术前换衣服时，我帮他把手术服后面的带子系上。他对我说他有一种被人任意宰割的感觉，让我无言以对，也让我真正意识到他病了，情况不妙。3月17号我们去肯尼迪机场送他时，就知道这是最后的诀别。在候机室里，坐在轮椅里的他，沐浴在阳光中，他很久都没有晒到太阳了。看见停机坪上那架巨大的国航飞机，将要把他带回家。他一直都在想什么。后来对我太太说，他有一种被人绑架到机场的感觉。我大学毕业时，曾经因伤在医院躺过近二十天，错过了研究生考试。那时我的一个深刻感觉是：能在地上自由走动的人们是那么的幸福。所以我理解耀明的心情。他希望自己下来走，但他已经不能够了；轮椅一直把他推到飞机上。 我们几个去送他的人，都想说点什么松心的话，有没有作用也只好这样了。依他的聪明，我们装什么都没有用。

    耀明99年出来跟我念博士，离开前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做博士后，正在做一个马达加斯加的很有意思的项目。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年中，就像朋友一样，经常讨论、争论研究中的问题。他是一个仔细，认真，有原则，做事有始有终，让人放心，有很好科学素养的人。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科学院国际合作局3月12号给纽约总领馆请求帮助的电文中说，他是“优秀的青年科研骨干，承担和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的科研计划和项目，是基金委创新群体项目、科技部973项目的骨干成员。近年来发表重要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其中有6篇发表在Nature、Science等国际著名刊物上，还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等多项国家及省部级奖励。”我要是他，也不会甘心这么就去；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那么多的人生可以去体验，那么多精彩在等着自己。作为送他的人之一，我为他感到骄傲，他为科学做出的贡献，赋予了他生命的意义；而那种意义，不是生命的长短可以简单衡量的。

    为了耀明能回到故乡，很多的人付出了时间和心血；几乎是一次不可能任务，但最后终于达成了。我没有心情和精力、也不大可能把那么多的事情讲得清楚。大家的努力，一点一滴，耀明在天之灵都可以感觉得到，让我们能够心安。我只想提一下我们家的家庭医生王先生，他在一天当中做出决定，把自己的假期挪了，然后陪耀明上飞机回北京。因为如果飞机上没有医生陪伴，耀明在纽约大学医疗中心的主治医生不开让他上飞机的证明；而没有证明，耀明是上不了飞机，回不了家的。但耀明想回国，落叶归根。到了北京首都机场，耀明直接上了救护车去医院。而耀明单位给王先生的一点酬劳他也没有要，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帮忙是应该的。

    耀明终于如愿回到家里，见到了自己的众多亲人、朋友、同事，安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告别仪式4月16号举行；经历了病魔的无情折磨后，他解脱了，他周围的人也解脱了。走好吧，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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