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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新之死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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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故事，但人名字是虚拟的。武新比我大几岁，在十几岁时被人用刀砍死。我一直都想写几个字来纪念他，因为他是我生活中曾经认识的一个人，我们多少也算是朋友。无论人们认为他是好人坏人，我们在少年时曾经一起走过一些日子。人在少年时，应当没有真正的坏人。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也不认为他是一个该死的人。写这篇东西，是我还活着，他早已经死去，他没有办法写我，只有我来写他。我希望自己不要忘记他，算是朋友过一场。
我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开始闹文革，那时武新好像已经在上中学了。他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三个姐妹。他不是念书的人，学习成绩不好，但闹革命了，造反了，破四旧了，大串联了，打砸抢了，他如鱼得水。先是带着我们去抄家，只要是个干部、工程师或老师家，就有可能被抄。记得我们小学的一个教室里堆满了抄来的封资修的东西，比如字画古董，散了一地的围棋云子，竹背象牙面的麻将牌。如今要花大价钱才能见到的东西，那时一文不值。最有代表性的一次行动，是有一天晚上武新突发奇想，要去黔灵山上抄弘福寺 。他带了我们十来个人，半夜三更打了电筒上山冲进庙里，要砸烂和尚庙里封建迷信的东西，那些泥塑的菩萨们。但山林中的庙宇在黑夜中是一个很渗人的地方，我们一帮小年青，进了庙后在昏暗的电筒光下被庙寺中的菩萨镇住了，心里很害怕，很虚。结果那个晚上我们什么战果也没有就撤了。一路跑下山来，好像被鬼追着，背上都是冷汗。
武新初出名是他出去大串联，自己一人爬上火车去北京。很多日子没有音讯后，他活着回来了，跟我们吹他到了北京，赶上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他还跟毛主席握了手。 说毛主席很魁梧，至少是一米八的个子，绘声绘色。为了保留跟毛主席握手的幸福，他一直都舍不得洗手。我们赶紧跟他握手，沾一点福气，发现他十个指甲缝都塞得黑黑的，对他这一通宣传半信半疑，天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到北京，是不是见到了毛主席，还握了他老人家的手。看他那双肮脏的手，毛主席当时要生了病，多半是武新传染的。
在文革最初的激荡以后，日子进入了一种持久战的胶着状态。武新的家人也被迫迁到一个县城去住。他和他弟弟留在城里看家，日子过得没有着落。父母给他们的生活费经常不能按时寄到，他就常常处于挨饿的状态中。我们那时吃食堂，用饭票去打饭。他多次在路上拦住我，问我“借”饭票菜票。我也常常不得不借给他，而他到死也没有还给我。 有时候武新会一天没有饭吃，一个人蜷在楼梯口上，很可怜的样子。等家里的粮票和生活费寄到的时候，他就会兴高采烈地端一个铝盆去食堂打一斤二两饭，上面扣两份炒白菜，一边走一边吞，噎得两眼翻白，用拳头砸胸口。 每逢过年，他会去帮邻居干活，舂汤圆粉，或者扛着磨盘到人家里去帮人推吊浆汤圆粉。然后挨家吃，一家吃一顿，是给他的劳动报酬。 我们都晓得他是那种两天不吃饭，一吃吃一盆；三天不拉屎，一拉拉一坑的家伙。有时很可怜，有时很霸道，又时又像个泼皮。
武新后来结识了城南一个叫“东广”的帮派头子。东广据说是一个转业军人，会打枪。我见过东广，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人，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身上有一股让人发冷的狠劲。认识东广后，武新开始变得有点张狂，动不动就是老子要给谁放血。问我“借”饭票也开始用强讹诈：你借不借？好嘛，老子记着啦，连点饭票你都不肯借，你给老子小心点。我们住一个楼里，他家在二楼，我家在三楼，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玩。比较有点技术含量的玩法是去“闹”鱼。拿一个装煤球的竹筐装一筐生石灰，几个人轮流抬着到黔灵湖上游的小河上，找一段水缓的地方，把生石灰撒进去搅和，浑水当中，鱼就漂起来了。我们常常可以弄回来半筐鱼。晚上在我们宿舍楼前面的小山坡上点火煮鱼吃。鱼弄得不干不净，有的苦胆还在，吃起来苦苦的，但武新说鲜，我们也都说鲜。吃完鱼，火也灭了，我们就捡起石头块砸前面一幢楼的玻璃窗，然后一哄而散。这幢楼里住的都是北京来的人，当时因为搞三线建设，他们整个研究所都搬过来，在我们小山坡前起了两幢7层的宿舍楼，是我们当地最高的楼，把我们原来能看见的景全挡住了。此外，他们因为会讲普通话，很趾高气扬，我们对他们怀恨在心，经常跟他们过不去。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后，就听见一通普通话愤怒的骂声：你们干什么砸玻璃？土匪！强盗！他们的感觉大概是秀才遇上兵了，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北京人嘴巴挺厉害的。
戏剧性的事情这时也开始发生。有一天武新和两哥们在附近街上闲逛，刚好一辆解放牌卡车路过，在上坡时后门开了，掉下来一头猪，满大街跑。武新和俩哥们看见了，就把那猪逮住，拉到了我们宿舍楼下，觉得自己白拣了个便宜，很高兴，马上叫人去通知了东广，让他带朋友晚上来吃肉喝酒。那个时候食品供应不好，能吃一顿肉是大礼了。武新也让我们机关食堂里他的朋友来帮忙杀猪做菜。结果通知发出去不久，猪还没有杀，派出所来了人，说那头猪是某部驻军的，二话不说就把猪牵走了。那时到处都是军管会，再革命的伙计也不敢惹军队的。武新知道这个理，发现捡来的猪原来是场空欢喜。可是请哥们吃饭的话已经送出去了，这下咋办呢？在东广这样的人面前食言，这和犯上的罪差不多了。武新一急之下，想出一招来。
我们附近一幢宿舍楼里有一个姓童的女人，大约四十来岁，人长得很漂亮，按我们的话说就是“妖得狠”，人都说她文革前是交际花，不是个好东西。她自己一个人住，养了一头肥实的大黄狗，我们都叫它“大黄”。那天武新带了几个哥们，把红卫兵的袖套往胳膊上一箍，每人拎了条宽皮带，冲到董家去，找了个不许交际花养狗的理由，把她的大黄硬抢了出来。据现场人说，董为了护狗，哭喊得一塌糊涂，挨了几皮带，把脸打肿了，还尿了裤子。
抢到大黄，有了肉，武新心里松了口气，按杀猪的计划杀狗。把大黄牵到食堂后面，武新也不知道怎样杀狗， 先拿了一把匕首往狗身上捅，但他的手在发抖，匕首捅不进狗身子里去，估计还是他本事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就拿绳子套在狗脖子上，把狗吊了起来，直到断气。狗肉做好了以后，用大盆端到武新家里，我们都很眼馋。那天晚上他们喝酒吆喝的声音一直到了很晚，记忆深刻。 那顿饭吃完后，武新就上了一条不归路，经常出去惹事生非。 我母亲说他们是一帮流氓，要我以后少跟他们来往。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吃午饭，忽然听到楼下起了很大的动静，楼梯踩的通通响，有人在高声叫骂，不像平常武新家传出的喧闹声。过了一会就安静了下来， 我开了门出去向下张望，发现武新家门大开着，非常异样。我就跑下楼去进到他屋子里。我经常去他家里，但这一天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进屋后发现武新一个人面对窗子背对门跪在地板上，双手捂着头，身子在一下一下的抽缩，每抽一下头上就呼的冒出血来。他旁边是一张单人床，铺上的蓝色塑料布上已经集了很多的血了。屋子里很安静，我第一次看见人被杀这么恐怖的场面，身上的汗毛都立了起来。在非常安静之中，我也不知停留了多久，然后悄悄地退了出来。出来后我就到处给人说武新被人砍了，武新被人砍了。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因为同时在武新屋里的还有好几个人，其中有两人手被砍伤，大概是大刀向他们砍过来时他们自然地用手去挡，结果伤了手。那天中午我的午饭没有吃完，无论如何也吃不下了。 最后是东广来了，和一个司机开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把武新接走。 东广来时，手上拽了把五四式手枪，一脸杀气。 看来武新那顿狗肉没有白请。武新上车前人已经有点迷糊，但还说了声那个人眼角上有个疤，他还想去找人报仇呢。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武新和几个哥们到郊区去偷红薯，但没想到那片红薯地是一个三线工厂的。结果他们和人家看地的工人干了一架。要说动粗，那些国防工厂的年轻工人几乎就是正规军，武新他们一帮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对手。但当时那些看地的工人人少没有占到便宜，现在纠集了一队人马开了一卡车找上门来了。后来知道，他们砍武新的刀，就是那种“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砍刀。医生说力量再大几斤，武新的头就劈开了。出事的当天晚上八点，我到楼下院子里转了一下，发现家家都黑着灯，院子里很恐怖的样子，吓得我赶紧往家跑。第二天起来，听见隔壁门洞的一家姓杨的说，当天晚上，那帮工人又来了。他们想搜武新和他的同伙，带了手枪，卡宾枪来敲门。而杨家隔壁是一家姓王的，他的儿子是武新一伙的，是手受伤的人之一。当天晚上另外一个哥们住在他家里看护他，他家的门也被敲了。门被敲响的时候，那个哥们手里捏了一颗挂上弦的手雷去开的门，如果那些人要往里闯他就拉弦。真要那样，我们的楼大概就得塌了。谢天谢地，他没有拉弦。
东广那天把武新送到了医院。过了两天后，我们到医院去看武新。医院因为 人满为患，病房太紧张， 他和很多病人一样，挂着一个盐水瓶躺在一个行军床上被放在过道里，头上裹满了纱布， 纱布上可以看见血迹斑斑，脸上腊黄并发肿，因此有些亮光。他一直都没有清醒过来，直到死，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我估摸他也留不下什么好话。武新要还活着，现在也许正在在愁提职称或退休的事。所以，早点走了也省了很多烦心的事。杀人的一伙人最后被逮住了，好几个人被判了刑，其中主谋是死缓，刀手死刑立即执行。我和几个小孩跑到刑场去看枪决。看热闹的人很多，枪声不大，但人肯定死了，一家伙就报销了俩壮丁。
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希望武新下辈子能好好的过，不要再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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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开始闹文革，那时武新好像已经在上中学了。他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三个姐妹。他不是念书的人，学习成绩不好，但闹革命了，造反了，破四旧了，大串联了，打砸抢了，他如鱼得水。先是带着我们去抄家，只要是个干部、工程师或老师家，就有可能被抄。记得我们小学的一个教室里堆满了抄来的封资修的东西，比如字画古董，散了一地的围棋云子，竹背象牙面的麻将牌。如今要花大价钱才能见到的东西，那时一文不值。最有代表性的一次行动，是有一天晚上武新突发奇想，要去黔灵山上抄弘福寺 。他带了我们十来个人，半夜三更打了电筒上山冲进庙里，要砸烂和尚庙里封建迷信的东西，那些泥塑的菩萨们。但山林中的庙宇在黑夜中是一个很渗人的地方，我们一帮小年青，进了庙后在昏暗的电筒光下被庙寺中的菩萨镇住了，心里很害怕，很虚。结果那个晚上我们什么战果也没有就撤了。一路跑下山来，好像被鬼追着，背上都是冷汗。
武新初出名是他出去大串联，自己一人爬上火车去北京。很多日子没有音讯后，他活着回来了，跟我们吹他到了北京，赶上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他还跟毛主席握了手。 说毛主席很魁梧，至少是一米八的个子，绘声绘色。为了保留跟毛主席握手的幸福，他一直都舍不得洗手。我们赶紧跟他握手，沾一点福气，发现他十个指甲缝都塞得黑黑的，对他这一通宣传半信半疑，天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到北京，是不是见到了毛主席，还握了他老人家的手。看他那双肮脏的手，毛主席当时要生了病，多半是武新传染的。
在文革最初的激荡以后，日子进入了一种持久战的胶着状态。武新的家人也被迫迁到一个县城去住。他和他弟弟留在城里看家，日子过得没有着落。父母给他们的生活费经常不能按时寄到，他就常常处于挨饿的状态中。我们那时吃食堂，用饭票去打饭。他多次在路上拦住我，问我“借”饭票菜票。我也常常不得不借给他，而他到死也没有还给我。 有时候武新会一天没有饭吃，一个人蜷在楼梯口上，很可怜的样子。等家里的粮票和生活费寄到的时候，他就会兴高采烈地端一个铝盆去食堂打一斤二两饭，上面扣两份炒白菜，一边走一边吞，噎得两眼翻白，用拳头砸胸口。 每逢过年，他会去帮邻居干活，舂汤圆粉，或者扛着磨盘到人家里去帮人推吊浆汤圆粉。然后挨家吃，一家吃一顿，是给他的劳动报酬。 我们都晓得他是那种两天不吃饭，一吃吃一盆；三天不拉屎，一拉拉一坑的家伙。有时很可怜，有时很霸道，又时又像个泼皮。
武新后来结识了城南一个叫“东广”的帮派头子。东广据说是一个转业军人，会打枪。我见过东广，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个人，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身上有一股让人发冷的狠劲。认识东广后，武新开始变得有点张狂，动不动就是老子要给谁放血。问我“借”饭票也开始用强讹诈：你借不借？好嘛，老子记着啦，连点饭票你都不肯借，你给老子小心点。我们住一个楼里，他家在二楼，我家在三楼，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玩。比较有点技术含量的玩法是去“闹”鱼。拿一个装煤球的竹筐装一筐生石灰，几个人轮流抬着到黔灵湖上游的小河上，找一段水缓的地方，把生石灰撒进去搅和，浑水当中，鱼就漂起来了。我们常常可以弄回来半筐鱼。晚上在我们宿舍楼前面的小山坡上点火煮鱼吃。鱼弄得不干不净，有的苦胆还在，吃起来苦苦的，但武新说鲜，我们也都说鲜。吃完鱼，火也灭了，我们就捡起石头块砸前面一幢楼的玻璃窗，然后一哄而散。这幢楼里住的都是北京来的人，当时因为搞三线建设，他们整个研究所都搬过来，在我们小山坡前起了两幢7层的宿舍楼，是我们当地最高的楼，把我们原来能看见的景全挡住了。此外，他们因为会讲普通话，很趾高气扬，我们对他们怀恨在心，经常跟他们过不去。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后，就听见一通普通话愤怒的骂声：你们干什么砸玻璃？土匪！强盗！他们的感觉大概是秀才遇上兵了，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北京人嘴巴挺厉害的。
戏剧性的事情这时也开始发生。有一天武新和两哥们在附近街上闲逛，刚好一辆解放牌卡车路过，在上坡时后门开了，掉下来一头猪，满大街跑。武新和俩哥们看见了，就把那猪逮住，拉到了我们宿舍楼下，觉得自己白拣了个便宜，很高兴，马上叫人去通知了东广，让他带朋友晚上来吃肉喝酒。那个时候食品供应不好，能吃一顿肉是大礼了。武新也让我们机关食堂里他的朋友来帮忙杀猪做菜。结果通知发出去不久，猪还没有杀，派出所来了人，说那头猪是某部驻军的，二话不说就把猪牵走了。那时到处都是军管会，再革命的伙计也不敢惹军队的。武新知道这个理，发现捡来的猪原来是场空欢喜。可是请哥们吃饭的话已经送出去了，这下咋办呢？在东广这样的人面前食言，这和犯上的罪差不多了。武新一急之下，想出一招来。
我们附近一幢宿舍楼里有一个姓童的女人，大约四十来岁，人长得很漂亮，按我们的话说就是“妖得狠”，人都说她文革前是交际花，不是个好东西。她自己一个人住，养了一头肥实的大黄狗，我们都叫它“大黄”。那天武新带了几个哥们，把红卫兵的袖套往胳膊上一箍，每人拎了条宽皮带，冲到董家去，找了个不许交际花养狗的理由，把她的大黄硬抢了出来。据现场人说，董为了护狗，哭喊得一塌糊涂，挨了几皮带，把脸打肿了，还尿了裤子。
抢到大黄，有了肉，武新心里松了口气，按杀猪的计划杀狗。把大黄牵到食堂后面，武新也不知道怎样杀狗， 先拿了一把匕首往狗身上捅，但他的手在发抖，匕首捅不进狗身子里去，估计还是他本事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就拿绳子套在狗脖子上，把狗吊了起来，直到断气。狗肉做好了以后，用大盆端到武新家里，我们都很眼馋。那天晚上他们喝酒吆喝的声音一直到了很晚，记忆深刻。 那顿饭吃完后，武新就上了一条不归路，经常出去惹事生非。 我母亲说他们是一帮流氓，要我以后少跟他们来往。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吃午饭，忽然听到楼下起了很大的动静，楼梯踩的通通响，有人在高声叫骂，不像平常武新家传出的喧闹声。过了一会就安静了下来， 我开了门出去向下张望，发现武新家门大开着，非常异样。我就跑下楼去进到他屋子里。我经常去他家里，但这一天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进屋后发现武新一个人面对窗子背对门跪在地板上，双手捂着头，身子在一下一下的抽缩，每抽一下头上就呼的冒出血来。他旁边是一张单人床，铺上的蓝色塑料布上已经集了很多的血了。屋子里很安静，我第一次看见人被杀这么恐怖的场面，身上的汗毛都立了起来。在非常安静之中，我也不知停留了多久，然后悄悄地退了出来。出来后我就到处给人说武新被人砍了，武新被人砍了。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因为同时在武新屋里的还有好几个人，其中有两人手被砍伤，大概是大刀向他们砍过来时他们自然地用手去挡，结果伤了手。那天中午我的午饭没有吃完，无论如何也吃不下了。 最后是东广来了，和一个司机开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把武新接走。 东广来时，手上拽了把五四式手枪，一脸杀气。 看来武新那顿狗肉没有白请。武新上车前人已经有点迷糊，但还说了声那个人眼角上有个疤，他还想去找人报仇呢。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武新和几个哥们到郊区去偷红薯，但没想到那片红薯地是一个三线工厂的。结果他们和人家看地的工人干了一架。要说动粗，那些国防工厂的年轻工人几乎就是正规军，武新他们一帮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对手。但当时那些看地的工人人少没有占到便宜，现在纠集了一队人马开了一卡车找上门来了。后来知道，他们砍武新的刀，就是那种“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砍刀。医生说力量再大几斤，武新的头就劈开了。出事的当天晚上八点，我到楼下院子里转了一下，发现家家都黑着灯，院子里很恐怖的样子，吓得我赶紧往家跑。第二天起来，听见隔壁门洞的一家姓杨的说，当天晚上，那帮工人又来了。他们想搜武新和他的同伙，带了手枪，卡宾枪来敲门。而杨家隔壁是一家姓王的，他的儿子是武新一伙的，是手受伤的人之一。当天晚上另外一个哥们住在他家里看护他，他家的门也被敲了。门被敲响的时候，那个哥们手里捏了一颗挂上弦的手雷去开的门，如果那些人要往里闯他就拉弦。真要那样，我们的楼大概就得塌了。谢天谢地，他没有拉弦。
东广那天把武新送到了医院。过了两天后，我们到医院去看武新。医院因为 人满为患，病房太紧张， 他和很多病人一样，挂着一个盐水瓶躺在一个行军床上被放在过道里，头上裹满了纱布， 纱布上可以看见血迹斑斑，脸上腊黄并发肿，因此有些亮光。他一直都没有清醒过来，直到死，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我估摸他也留不下什么好话。武新要还活着，现在也许正在在愁提职称或退休的事。所以，早点走了也省了很多烦心的事。杀人的一伙人最后被逮住了，好几个人被判了刑，其中主谋是死缓，刀手死刑立即执行。我和几个小孩跑到刑场去看枪决。看热闹的人很多，枪声不大，但人肯定死了，一家伙就报销了俩壮丁。
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希望武新下辈子能好好的过，不要再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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