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3-24日中国草学会农业伦理学研究会在南京成立，我被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在成立大会上，任继周院士之问成了大会热议的观点：为什么在我们大国崛起的大好形势下，却出现了举国为之忧虑的三农问题？为什么我们几十年来从未停止过的多种方式的支农活动，却不见城乡差距的明显淡化，反而不时表现得更为突出？为什么我国对棉花和粮食的政策杠杆一个接一个断裂，而油料作物早已“不存在”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生产成本比进口产品到岸价格还高？为什么我们倾全力维护的18亿亩耕地红线以内的农民收入微博，甚至赔钱，青壮年劳动力冒险冲破“盲流”的藩篱而纷纷离开农村？我国农村留下的以千万计缺少父母和社会关怀的“留守儿童”，将给社会留下多少隐患？更为致命的是，为什么我们的立国之本，水土资源日渐耗损甚至某些地区被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