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而任何哲学体系都有开端。一个符合科学理性的哲学体系必须有一个经过严密思考的开端。当公认的逻辑理性原则被用于构造哲学体系时，不同哲学派别之间的区别在相当程度上是开端的区别。

  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的开端是上帝。但在经院哲学的各个派别中，上帝的内涵并不一样。经过几个世纪的思辨和争论，上帝这个概念逐渐被掏空。早期的上帝是一个绝对的、不容讨论和置疑的存在，其权威通过教皇以降的教会等级结构表现出来。后期的上帝则褪化成一个抽象的、出于人的需要的信仰，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经院哲学中人与上帝关系的变化表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与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遥相呼应。

  当上帝这个开端不再能满足哲学家的需要时，经院哲学就被近代哲学所取代。近代哲学的创始人是笛卡尔，他从“我思故我在”出发，推演出他的整个体系。笛卡尔是第一个以人自己、以“自我”为开端的哲学家，“上帝存在”在他的体系中从前提变成了推论。但是，“自我”这个开端在笛卡尔那里并不是一个内在的整体，而是分裂为“我思”与“我在”两个部分，这就开创了心灵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即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基本问题”。

  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反映了近代哲学在过渡时期的困惑。一方面，人文主义的兴起使哲学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个人的能动性无法再被掩藏在上帝的阴影之下，而个人的能动性集中表现为思维的能动性；另一方面，这个世界显然存在着某种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如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这些必然性就是有形的或者无形的客观存在。这二者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对立。近代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围绕着这个对立展开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唯理论偏重客观必然性，相信自然和社会是由一些确定的法则所支配的，人的任务就是找到并且服从这些客观的必然法则。机械唯物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服从同样的法则，唯理论则认为人与自然遵从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法则。但是，这些法则无非是“理性的上帝”的代名词。经验论哲学家，如贝克莱和休谟，偏重心灵的能动性，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只是观念的产物。由于人是自由的，人与人的观念不尽相同，因此，经验论者不承认存在什么确定的、机械的必然性。这样，尽管这些哲学派别都以人——确切地说理性的人——为共同前提，但它们对人的认识的分歧，对必然与自由的关系的分歧，导致它们采用了不同的开端。

  最早试图超越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对立的近代西方哲学家是康德。他一方面相信客观必然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则认为，人只能认识经验范围内的那部分必然性。康德的名言是，“人为自然界立法”。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所认识到的自然法则永远只能是经过人的理性加工后的自然法则，必定是不全面的，因此任何形而上学教条都是错误的。但由于自然法则是存在的，因此人能够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积累知识，加深对自然的认识。这样，思维与存在、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然界的必然法则在康德哪里就实现了初步的统一。但不难看出，这种统一只是一个外在的调和，他的先验哲学实际上同时采用了自由与必然这两个开端。康德试图把人的自由和理性界定在经验范围之内的努力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空想。

  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走上了绝对唯心论。其历史背景在于，法国大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使许许多多普通人第一次摆脱了外部世界强加给他们的必然性，体验到了自由的价值和力量。在哲学家眼中，这意味着自由对必然的胜利。而在拿破仑扫荡欧洲前后，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并没有在德国充分展开，感性的外部世界在人们眼中仍然是僵化的、支离破碎的，需要哲学家用理性把各种素材联结为一个动态的整体。于是，在精神与物质的哲学交锋中，精神压倒了物质，成为最初的开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开端是绝对精神。与其它哲学体系不同，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既是开端，又是终点，整个体系构成一个封闭的圆圈，这就避免了其它哲学体系所遇到的悖论：体系的真理性依赖开端的正确性，而开端在体系之外，其正确与否无法为体系自身所证明。在黑格尔体系中，绝对精神处于永不停息的自否定运动中，整个物质世界以及人本身都是绝对精神外化的结果，是绝对精神丰富自身和完善自身的工具。绝对精神的自否定运动包括了自我意识以及意识主导下的实践活动，自我意识则能够主动地认识并参与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自我意识与绝对精神都是精神，这意味着作为客观必然性的绝对精神与体现着主观能动性的自我意识是同一的，意味着上帝与人之间不再有上下高低之分。于是，精神与物质、自由与必然就在绝对精神中实现了内在的统一。

  但是，黑格尔试图在其体系内囊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全部内容，这是绝对精神的唯一性和整体性所要求的。黑格尔相信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是最高科学，这要求他必须建造一个严密的、包容一切的体系。但随着科学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他通过主观臆造拼凑出来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很快就过时了。黑格尔体系的自否定运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系自身的崩溃，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仍然是人，但不是笛卡尔体系中分裂为精神和物质的人，也不是黑格尔体系中统一于绝对精神的人，而是统一于生产和再生产的人。在黑格尔体系中，绝对精神既是开端又是终点；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的生产活动既是开端又是终点。在黑格尔体系中，人的精神和物质活动来源于绝对精神的运动，并进一步丰富了绝对精神；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的精神和物质活动来源于历史和现实的生产活动，并为新的生产活动提供了基础。这样，在马克思那里，物质与精神、自由与必然在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实现了内在的统一。

  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的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要任何体系，因为一个严密的、开端即是终点的体系是完整的辩证逻辑所不可缺少的。缺乏体系支撑的辩证法只能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必然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马克思所反对的只是黑格尔构造体系的方法。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已经向人们表明，外部世界是丰富多彩、充满生机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由这些联系的总和所构成的体系，完全可以而且只能够从唯物的、辩证的历史分析中获得，而不再需要哲学家以思辨的方式唯心地建立起来。不过，马克思在当时还无法得到构建体系所需要的全部历史材料，因此他只是从哲学角度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在《资本论》中展现了其辩证逻辑，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体系。

  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体系的合理内核，去除了其唯心的成分，但却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如何解释人出现之前以及人类社会之外的世界？基督教通过上帝，黑格尔借助绝对精神，都可以解释人之前和人之外的世界，但以人的生产和再生产为开端和终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不行。对此，马克思自己的回答是，人之所以要了解人之前以及人之外的世界，也是出于人自身的需要，因此，任何解释都必然可以归结到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回答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但却回避了直接的问题本身。

  恩格斯创建“自然辩证法”的努力就是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尝试。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推广到辩证唯物主义，并试图以运动的物质为开端建立一门自然哲学。恩格斯的物质概念实际上是一个颠倒过来的绝对精神，它具有与绝对精神类似的能动性，但不是“自上而下”地外化出全部世界，而是“自下而上”地进化出整个宇宙。但是，这个物质概念却很难被包括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内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马克思的“人”不同，人们通常所说的物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物质总是作为意识的对立面出现的，物质就是非意识；在现代科学中，物质是指意识之外的实体物和物理场，是归纳出来的概念。人们可以设想纯粹的绝对精神，也可以设想纯粹的人，但却很难设想纯粹的物质。因此，尽管恩格斯提出物质运动包括了意识运动，但列宁仍然无法不借助意识来定义物质，从而不得不在物质与意识之间划分界限，实际上重新开启了已经被黑格尔和马克思解决的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恩格斯没有完成其自然哲学，在他之后，辩证唯物主义被前苏联的理论家们归结为若干条客观规律，但除了作为具有辩证法形式的、带有极大主观随意性的“马后炮”或政治包装外，其实用价值甚至还不如机械唯物主义。

  与西方哲学不同，东方哲学没有发展出严格的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但也没有被精神与物质、自由与必然的冲突所困扰，也没有在开端上出现分歧。经济模式、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使封建中国不可能产生个人自由与外在必然性之间的二元对立。个人的最高境界不是西方式的自由，而是“随心所欲不逾矩”。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是“形”、“气”、“神”统一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其中，形对应于物质，神对应于精神，气则是形与神之间的中介。气聚成形，气升为神，形与神、物质与精神通过气实现了统一。气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从平民到士大夫都不会对气的定义产生大的分歧，就某种意义而言，气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开端。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科学理性传统，物质与精神在东方哲学中的统一是内向的、消极的统一，而不是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自否定为核心的、积极的统一。

  简言之，从经院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把逻辑理性发展到颠峰，但没能找到一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开端来替代上帝；东方哲学不存在开端的问题，但没有产生科学理性。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未来哲学发展的趋势应该是以中国古典哲学的“气”为开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逻辑为核心，构造一个开放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