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瑞在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与众不同，用他以前的老板兼好友著名的外科医生莫尔（F Moore）的话来说，墨瑞“是唯一通过业余爱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他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在整形外科做出过重大贡献，但他获奖的原因却是首先成功地进行了肾移植，做了泌尿外科的工作。

让我们把时间返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墨瑞中止学业，进入美军为盟军抗暴而战，在九个月的外科实习之后，他被临时分配到瓦利福吉（Valley Forge）总医院，等待进一步被派遣到海外。瓦利福吉总医院有美军的烧伤中心，他把几乎所有时间都投入到烧伤病人的工作中去了，积极学习烧伤治疗，他在医院的工作是如此出色，烧伤主任出面挽留并成功地阻止了他的进一步派遣，他成为烧伤研治团队之一员，树立了他的未来的专业方向。对于严重的烧伤病人，需要植皮，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意识到皮肤移植的成功取决于亲缘关系以及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在1947年，墨瑞退伍回来重新开始住院医生训练，他的专业方向是整形外科，他先后在数家医院完成相关训练并取得行医资格，进行了短暂的一段独立行医之后，他回到了现在的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在当时被称为彼德-本特-布莱根医院（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他此前外科实习的地方。布莱根医院是当地最大的医院之一，是哈佛大学的附二院。医院的外科主任就是莫尔医生。在莫尔的外科中一个大的研究项目就是肾移植。

在当时，哈佛的肾移植研究困难重重，在1945年，哈佛的学者哈夫勒郭（C Hufnagel）首次进行了尝试，但异位移植的肾脏毫无作用，以失败告终。墨瑞因为有皮肤移植的经验与研究被邀请加入该研究小组，不少朋友劝他远离这个没前途的研究项目，但是兴趣与好奇心克服了这些考量，他成为其中一员并且凭着熟练的外科技术与研究才华逐渐承担起领导作用。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移植研究小组的主要成果就是身边几条带有功能性的移植肾的狗。创造历史的机遇在1954年临到这群百折不挠的哈佛学者，“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医院收治了一位患有慢性弥散性肾小球肾炎的病人理查德*赫利克（Richard Herrick），双肾相继功能不全，理查德显然在走向一条死亡的不归路，肾衰在败坏他的心血管系统，体内毒素不能排出，他正丧失对正常意志的控制能力，神志不清的他还咬伤了一位护士。他的幸运在于他有一位同卵双生兄弟罗纳德（Ronald）愿意为他捐献一只肾。

哈佛移植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关注移植研究的人才，其中包括英国的开恩（R. Calne），开恩是欧洲移植术的学界大牛，他开创了肝移植、小肠移植、以及多内脏联合移植，他最早期的贡献却是发现免疫抑制剂硫唑嘌呤抑制排斥反应的作用，正是此药保证了没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的肾移植的成功。免疫抑制剂的成功临床应用，为现代移植术打开了常规手术的大门，在1950年代墨瑞等人的探索时期，接受移植的患者成活超过三个月的几率不到10%，而到了1965年，随着抑制剂的广泛应用，一年成活率已经达到了80%。

墨瑞的诸多贡献与核心作用使得他成为移植手术的当然领袖，他是哈佛随后成立的移植中心主任。然而，在看到移植手术走上迅速发展的轨道之后，他决定完全地放弃他的这一业余爱好，回归本行，全心全意地做一个整形医生。在1971年他退出移植手术，让位给后起之秀威尔森（R. E. Wil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