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英国《金融时报》的头条文章叫做“圣诞节在中国”。在文章中，作者帕提沃德米尔（Patti Waldmeir，法律和社会问题专栏作家） 说道：“中国，圣诞节从一开始就不涉及多少灵魂方面的内容。正因如此，它才变得如此有趣。”对此，“中国的社会学家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作太辛苦有关；中国劳动者工作压力非常大，因此他们会抓住一切理由放松自己。读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转发到了微信圈并写下“在这样一个能把除了鬼节都过程购物节的国度，教我怎能不爱她……”。可是这样的回应也是空虚和无力的，于是提起笔来想再写点什么。囿于各种限制，只写史，不评论，望诸位海涵。

关于圣诞节在中国的起源，学界已经有了非常详实的考证。比如在邵志择的“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节日化》[1]一文中指出，1872年12月24日是《申报》首次报道“Christmas”，曰：“二十五日则为西人之一大佳节，盖相传为耶稣诞日也。”后来这个说法又被改成了“西国冬至”并逐渐稳定下来。但当时的《申报》毕竟是社会而非宗教报纸，这样的一种说法并不准确。鉴于中国长久以来有着“冬至大如年”的节日习惯，这种“误读”只可能被看作是和国人“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的一种世界观（更准确说是“天下观”）的投射（可参见江晓源、董光璧等人的研究）。于是不仅仅是教会，看出端倪的有识之士也开始对此问题进行批判。如在《申报》1996年12月26日刊载的《论中西历之所以不同》一文中就说到，中国称耶稣圣诞为“外国冬至”是其不了解中西历法之不同所致，并特别强调这一天“乃彼国耶稣降生之辰，西人节期以是为最重”。实际上，外国并没有冬至。“外国冬至辄依中国冬至日以为准，迟三日而定为节期”更是“真不思之甚矣”。

然而即便退归到耶稣圣诞这个说法，也是极有民族主义情结的。因为圣诞本身是一个极其中性的说法，且爱中国早已有之。比如1899年的 《清议报》提到了“皇上万寿圣诞恭记”，即皇帝圣诞；民国成立以后，孔子圣诞又成为了对抗“洋圣诞”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节日。在孔教会、孔道会以及宗圣学会倡议下，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将西历1914年10月16 日即旧历八月二十八日定为“孔子生日，世称大成节。是日各学校休业一日，学生整队行礼。所以纪念先师也。”[2] 可惜无论是皇帝圣诞还是孔子圣诞，两个节日都是钦定的，距民众太远，因此也无法得到足够的响应。

Source: Cheng Chen-tsu   《英语周刊》   1918年 第123期 , 493页

老百姓真正买账的只可能是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比如和平。《申报》1922年12月11日刊载的“耶稣圣诞之我见”[1]一文中指出，“在大战之中，亦且于沟垒之间，互相欢赠而乐宴，是诚所谓和平与快乐之大表示也。盖惟快乐而后能和平，亦惟和平而后快乐”。的确，民初以来的中国民众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视耶稣圣诞为和平和快乐的代名词，的确说到了“日据愁城，无快乐之境遇，更无庆祝之闲情”的“国人”的心坎里。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国人”只是那些已经具备民族意识的爱国民众——那些苦于中国缺乏“救国策”、“救荒金”，甚至是“道德”的人们[3]。也正如葛凯（Karl Gerth）在《制造中国》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民族主义包括对于整个世界的感知只有在消费主义（consumerism）的不断洗礼中才最终觉醒[4]。耶稣圣诞也是如此。1916年，《申报》首次出现了以耶稣圣诞为主题的广告——联生公司的圣诞礼品广告。1919年惠罗公司首次使用在华使用圣诞老人形象。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无论是国货还是洋货，都把圣诞老人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广告元素，并试图以此告知消费者：圣诞老人因为给儿童送礼而受到热烈欢迎，选择了被圣诞老人选中的商品也一定会像圣诞老人那样为受礼者所欢迎[5]。毕竟圣诞老人被塑造成的是可以给人带来一切“好”的东西的人。所以商家卖的其实不是礼品，而是希望。害怕因洋货之名而受到抵制也没关系，只需在宣传语上写明“冬至节礼”、“冬至礼品”、“冬节礼品”等说辞即可。于是，如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了“中菜西吃”这等神奇的吃法一样[6]，土和洋、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合体。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当时的宗教界人士对于耶稣圣诞和圣诞礼物的认识却是十分清醒的。比如早在1897年《中西教会报》就以主笔记言的方式对圣诞节（当然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圣诞）的起源进行澄清，曰“首当记念上帝之普爱”[7]又如金陵神学院（南京）的周博夫就在“谈谈圣诞节”一文中说到，“上帝白白送给我们极贵重的礼物，就是他的独生子基督，做了我们救赎的祭，所以我们也当本着同情心和感恩心分送一些礼物给那些贫穷的，和未归主的弟兄们，使他们也能明白上帝的大慈爱；若我们看送礼物为互相交易或更意味利图的事体，则此等举动免去，倒还好些”[8]。可惜这些声音，由于种种机缘，很难为当时的民众所听到。于是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就只有圣诞和礼物的组合。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组合被重新唤醒——当然最开始还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对抗的方式。比如在《人民日报》1980年12月22日刊发的文章“圣诞节琐话”中，在综述了各国圣诞习俗之后，也不忘说上一句“时代虽然不同了，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终究还不能完全摆脱安徒生笔下揭示的一个现实：圣诞节远非家家户户都是同样欢乐的。”随着经济特区初见成效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路的确立，圣诞节完成了出口创汇意义上的第一次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联姻。如1988年圣诞节《人民日报》就以一种非常简短却有力的方式诏告世界，“中国今年向西方国家出口了价值近2000万美元的圣诞礼品，其中包括圣诞树和树上的装饰品、木制的和棉布制作的玩具、木雕动物和工艺蜡烛等。棉布玩具和木雕特别为美国孩子所喜爱，木制玩具则在西德大受欢迎。”到了2000年，报道的内容已经开始出现广州以圣诞为噱头促销出新的内容。后面的故事，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参与其中，就不再赘述了。

但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在中国试图重新融入世界追求一种全球主义的时候，“耶稣”两个字被悄然去掉，只剩下光秃秃的“圣诞”……

参考文献：

[1] 邵志择. "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 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节日化——以《申报》为基础的考察." 学术月刊 12 (2012): 139-48.

[2] 张博锋. "“圣诞” 在中国: 一个名称背后的社会文化迁移." 文化遗产 1 (2014): 103-110.

[3] 参见:《时报图画周刊》1920年第30期第1页.

[4] Gerth, Karl.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5] 梅灵. 《申报》对圣诞节及圣诞老人形象的报道与传播.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6]参见拙文："舌尖上的中国梦：论禁欲、食文化与国家发展".美丽中国:城镇化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2013).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225-240.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60156-816263.html

[7] 卫理, 金湘儒. 主笔记言：论圣诞节期之为何义. 中西教会报 36(1897): 14-15.

[8] 周博夫. “談談聖誕節：聖誕節的起源考，贈送禮物的眞意義”. 兴华 49(1924): 7-9.

欢迎扫码加入“苏菲的世界”，和我们一起快乐的玩学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