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过《舌尖上的中国》以及《穹顶之下》等“佳作”的洗礼，国人已经对纪录片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耳熟能详。近来，周浩导演的作品《大同》（中国市长）又斩获台湾金马奖，再次引起人们对这部被禁纪录片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台湾本土影片《湾生回家》的落马所引发的政治猜想）。于是本期“苏菲”，就和您一起探讨纪录片是如何“讲故事”的。

纪录片也能讲故事？很多读者可能马上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其实答案何止是肯定的。在几乎全部的沟通形式中，“讲故事”（storytelling）都是最为有效的一种——因为这正是人类作为社会中的存在，合理化世界的最基本方式之一。难怪那些创业企业家的业绩，和讲故事的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由于风险投资等故事的听众在接受故事时，往往会遇到非预期性的困难。企业家必须从异质性的利益相关者的预期出发，不断地重塑甚至调整故事的讲述[1]。也难怪《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将“讲故事”，称为是一种有着“难以抗拒力量”的战略工具[2]。事实上，讲故事和合法性/合理性之间存在联系的心理学/生理学基础源自于催产素这种物质的分泌。显然，催产素在妇女哺乳期及高潮时会大量释放。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人们听故事并被其打动的过程，也会诱发催产素的分泌，进而产生信任和同情[3]。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好”故事的内容千差万别，但其结构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比如弗赖塔格金字塔模式（Freytag’s Pyramid）就是小说和戏剧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情结模式：一、设置场景；二、情节发展；三、情节转折；四、情节走向尾声；五、故事高潮或结局。纪录片也是如此，甚至同小说和戏剧一样会存在多于一条故事线。其实无论是“坏”的纪录片、学术论文还是新闻报道，其症结都在于仅仅把“注意力总是放在了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上……却忽视了一个所有读者最普遍的要求，一个所有要求中最基本的要求：给我讲一个故事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让它有趣一点。”[4] 但作为一种nonfiction的表现形式，纪录片还特别强调了故事的取材必须来自于导演和制片人的实地观察（当然这个观察未必是“中立”的），他们能决定的只是用怎样的解构去讲述故事[5]。而且“三幕剧”也好，“五个结构”也罢，都并不是绝对的教条。简略的叙事形式事实上大量的存在。

先从简单的说起。《舌尖上的中国》的故事结构就非常简单，并且已经在第一季第六集中明确说明：“五味使中国菜的味道千变万化，也为中国人在况味和回味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厨房里，五味的最佳存在方式，并不是让其中有某一味显得格外突出，而是五味的调和以及平衡，不仅是中国历代厨师和中医不断寻求的完美状态，也是中国在为人处世、甚至在治国经世上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这样，烹饪的事理和处世的人理之间就有机的结合了起来。系列剧的其他部分，也大抵可以在“调和与平衡”这个“基线”的水平上稍微发挥，足矣。讲故事的目的就是通过一种“脑白金”式的叙事方式，让观众明白且记住这个道理——当然不明白、没记住也没关系，片子鲜明的色彩和美食本身所带来的诱惑，让您乐呵一下、心动一下也好。

《穹顶之下》其实是整体上照搬了《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这部经典。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是因为剧本背后其实有科学家的支持，也有政治力量的角逐；更重要的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担任了纪录片的“主讲人”（主演），并因此斩获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和诺贝尔和平奖。戈尔用了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来讲故事，“I used to be the next president”，但他现在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I've been trying to tell this story for a long time, and I feel as if I've failed to get the message across.”虽然是玩笑话，但却让人通过这种美国式的幽默，感受到了他对全球变暖（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两条故事线截然分明却也相互联系。不愧是世界工厂，柴女神的片子在这方面也仿得天衣无缝。从女儿生病的“私人恩怨”到“我为祖国测空气”的呼喊，两条线浑然天成。但其实太“个人化”的讲述方式，往往会把个人同样放在了聚光灯下，从而引发新的非预期性风险。比如戈尔的片子出来以后，观众们就对呼吁节能减排的戈尔却做着私家车、私人飞机表示疑问，同样的疑问也提给了柴女神；甚至有人直接质疑到她爱女有恙，是否真的和空气污染直接相关。

OK，接下来说《大同》。1小时23分钟的片子，其实就说了一件大同前市长耿彦波在大同拆迁修城墙的故事。故事的主线当然是耿热爱历史文化，梦想将大同从污染的煤矿工业城变为文化名城。情节发展就是耿如何雷厉风行的推动拆迁，又切实地解决老百姓的具体问题。没想到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大同大不同”的重塑走了一半，就被调任到太原。结果太原人民“跪求”耿市长留下来还是没留住，大同只留下30亿美元债务和继任者不同的“执政思路”。在主线以外，还包括耿市长和同僚们的关系，包括他自称和书记之间的相互配合以及对下属拆迁不利的训斥；他同家庭之间的关系，因过于勤奋工作，而导致妻子的极度不满，甚至到会场大闹；以及他同拍摄团队之间的关系，直到重任卸掉，才有机会和他们聊一聊自己的心声等等。对于一个纪录片而言，这是一个太好的故事了。耿勤恳工作、雷厉风行的脸谱化特征非常明显，“出师未捷”即被调任作为一个自然的情节转折，也极大的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

但片子中的小瑕疵也在于故事线太多，却缺乏更明晰的整合；想表述的东西太多，却没法一一点明。这可能也会成为《大同》这部佳作无法真正走向国际舞台上走得更远的直接障碍（目前最好成绩是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委员会特别奖）。比如在本年初获此奖项后，西方民众就提出了很多质疑问题；比如，有人问道：「谁给耿彦波这么大的权力坼掉五十万人的房子？」「这样拆迁城市，有没有专家论证其必要性，有没有征求人民意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居民没有安置好住房？市长考虑过拆迁可能遇到的风险吗？」「市长太太怎么能够到工作场所吵闹呢？她丈夫的问题，应该在自己家里处理。」[6]“程序正义”、“事业和家庭分离”等等，都是西方独有文化和社会的与境。单纯的把这些信息放进来，能看出来导演和制片人是希望把这个作品拍得更完整，但其实却未必能对“好官”的主线起到帮衬作用。而且耿在赴任大同之前任职灵石，开发了王家大院旅游项目；主政榆次，相继开发了常家庄园及榆次老城等景点等背景没有很好的表明，也使得大同的文化拆迁越显突兀。同理，大同本身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在中国整体城市化进程中的尴尬和压力也没展现出来。

事实上需要理解本片，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比如当下的政治升迁制度是地方主官一般不享受其改革所直接带来的利益，相反却以擢升到更重要的岗位作为对政绩肯定的标志。其实早在灵石时，耿彦波就总结了自己的执政理念并发表在了《人民日报》（1999.01.12第10版）上。后来调任更接近省权力中心的太原，也代表了省委对其工作的肯定。还有就是市长在“四套马车”中的尴尬地位，特别是耿作为“空降”是市长的尴尬地位，没能很好的说清楚，当然这里也不方便多说。而民众对拆迁的反应方面，其实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博弈和斗争，国家和民众之间已经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治理术”上的平衡（比如《煤市街》已经有过少许暗示）：即大家都开始习惯用一种市场逻辑来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即便勇当是“钉子户”也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经济补偿。特别是山西在文革中曾做出“第一夺”（此处略去若干字）的壮举，民众对文化和历史的羁绊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条理没有理清楚，就把东西堆在一起，很多人可能连“好官”这条主线都看不出来，反而会觉得片子在褒贬的立场上也在游移（相比之下，《垃圾围城》就可以得到总理批示并转化为切实的政策）。其实上述问题，在既有的学术文献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回答，可惜本片只有文化顾问，却没有学术顾问。

其实如果《大同》可以重剪的话，故事的线索可以更收敛一些。比如“时间”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线索：耿市长的任职时间，对应于政治轮替；其每天日程的安排，对应于工作和生活上的张力；民众“抗争”的时间，对应于市场逻辑下拆迁的新平衡等等。于是在这个新故事里，每一个角色，都在同时间赛跑。面对世间，每个人都是失败者……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同《垃圾围城》的“围城”一样，《大同》这部片子的中文片名其实有着更多的可供瞎想的魅力，这也正是汉字魅力的体现罢。正如一位豆瓣网友所说：中国市长，小拆扰民，大拆复兴，秦修长城隋开河，共禹论功不较多，还想再活五百年。 天朝人民，造城虽美，到手是真，谈妥补偿拆迁款，心盼铁腕施政治，耿市长不能走，留下再造大同城。 各怀心事，共襄盛举，古今如此，天下大同。

Note:

1. Garud, Raghu, Henri A. Schildt, and Theresa K. Lant. "Entrepreneurial storytelling, future expectations, and the paradox of legitimacy." Organization Science 25.5 (2014): 1479-1492.

2. https://hbr.org/2014/03/the-irresistible-power-of-storytelling-as-a-strategic-business-tool/

3. https://hbr.org/2014/10/why-your-brain-loves-good-storytelling/

4. Blundell, William E. The Art and Craft of Feature Writing: Based 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Guid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8.

5. Bernard, Sheila Curran. Documentary Storytelling for Film and Videomakers. Burlington, MA: Focal Press, 2004.

6. http://www.storm.mg/article/60072

欢迎扫码加入苏菲的世界，同我们一起快乐的玩学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