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周院士的提问（源于周认为体制对创新的重要作用）

  有一种观点认为科研要置身于奖罚制度之外，就是不能用奖罚制度来规避创新行为即创新型国家口号的提出会间接不利于创新行为，创新是一种自发的，由内在驱动力所致的个人活动。

  其理由是：1.最原始的科学创新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兴趣使然，就是对自然和生活的美与真的欣赏和体会，是对自然界法则和统一模式的崇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是置身奖罚所带来的功利之外的。

  2.就像量子行为一样，你不观察和关注它时候，它是波，你观察它时候它塌缩为粒子；对于创新型活动，不用奖罚制度规制时候，个人会还会关注下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一旦你在社会范围内设立了奖罚体制，人们会更多关注体制所带来的奖和罚，而不是对自然美和法则的欣赏和体会。

  例子：往往大的贡献是在没有头衔时候做出来的，等带上头衔后，则一般就不太关注自然法则的美，而是关注头衔能给其带来的奖与罚，背离了创新最原始的动力。

二、对李院士的提问（源于李对时代造就伟人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不是时代造就了科学巨匠，而是他所处的时代遗弃了他；他超越了所处时代的物质和思想基础，指引并创造了下一个时代的前进方向。

 理由是阿基米德的穷竭法是现在微积分的雏形，它并不是在其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上形成的，但它超越了时代两千多年；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却被其所处的时代嘲笑，直到道尔顿的发现才得以改观；梵高改变了绘画的发展轨迹，孟德尔的豌豆试验，树立其遗传学开山鼻祖的地位，前者在抑郁与孤独中去世，后者在修道院中消退；他们都是其时代的弃儿，其时代没有孕育其成长的土壤

但其却是下个时代的婴儿，开创了下个时代，左右了下几个世纪的发展方向，李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