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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为何能有世界级大师,而中国没有
近来在阅读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的作品《留德十年》。在印象中第一次接触季羡林这个名字还是在读研时期,只是一直没有去拜读他的作品,前段时间去新华书店逛,看到了他的作品系列,于是买下了这本书,放在床头早晚各读几页,今早读到他写的《大轰炸》时,感触犹深,感触深并不在于文字有多么美妙,而在于他所记录的人物给我的震憾。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季老所在的哥廷根大学正处于无情战火,现将文字抄录于下:
“……有一夜,英国飞机光临了,我根本无动于衷,拥被高卧。后来听到炸弹声就在不远处,楼顶上的窗子已被震碎。我一看不妙,连忙狼狈下楼,钻入地下室里。心里自己念叨着:以后要多加小心了。
第二天早起进城,听到大街小巷都是清扫碎玻璃的哗啦哗啦声。原来是英国飞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投下的是气爆弹,目的不在伤人,而在震碎全城的玻璃。他们只在东西城门处各投一颗这样的炸弹,全城的玻璃大部分都被气流摧毁了。
万没有想到,我在此时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哗啦声中,沿街前进,走到兵营操场附近,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弯腰屈背,仔细看什么。他手里没有拿着笤帚之类的东西,不像是扫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Prandtl)教授。我赶忙喊一声:“早安,教授先生!”他抬头看到我,也说了声:“早安!”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在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无独有偶。我听说,在南德慕尼黑城,在一天夜里,盟军大批飞机,飞临城市上空来“铺地毯”。正在轰炸高峰时,全城到处起火。人们都纷纷从楼上往楼下地下室或防空洞里逃窜,急急如漏网之鱼。然而独有一个老头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是从楼下往楼顶上跑,也是健步如飞,急不可待。他是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他认为,这是极其难得的做实验的机会,在实验室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样的现场:全城震声冲天,地动山摇。头上飞机仍在盘旋,随时可能有炸弹掉在他的头上。然而他全然不顾,宁愿为科学而舍命。对于这样的学者,我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等美国兵攻入哥廷根以后,炮声一停,我就到西克先生家去看他。他的住房附近落了一颗炮弹,是美军从城西向城东放的。他的夫人告诉我,炮弹爆炸时,他正伏案读有关吐火罗文的书籍,窗子上的玻璃全被炸碎,玻璃片落满了一桌子,他奇般的竟然没有受任何去何从点伤。”
读到此处,“肃然起敬”已然不能形容我此刻的感受,我的崇敬之情在内心里像大海波涛一样汹涌澎湃起来。德国学者的辉煌成就,德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高校在世界的声誉,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确实,在通向真理的殿堂,永远有那么一群人宁愿用生命去践行真理,反观自照,无地自容。
这种精神,生生不息,从近来阅读的先秦诸子中时时可读到,先秦诸子生长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代礼崩乐坏、政治动荡,人们流离失所,人心背向,在这世事纷扰的时代,也是世界思想鼎盛的时代,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都生长在这个时代,他们共同在追问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永恒?这些永恒的命题,给世人留下了千古的念想。在读荀子时,荀子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告子的性无善恶、孟子的人性向善进而提出自己的命题:人性有恶,他的命题并不象我们有些学者所解读的人性本恶,他第一次把人性分成动物性和社会性,他认为:人有动物性恶的一面,同时有社会性善的一面,而社会性需要通过礼乐来改造,也就是化性起伪。通过改造,达到涂之人可以为禹的境界。这在当时,在马克思还是马克思的时代,能提出这样的科学命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早两天,市教科院在一中搞教学视导,我全程陪同听课、评课,昨天与一中校长在闲谈课改时,我同样提出我的观点,希望一中能正视现实,投身课改,打造有效课堂,提升教育质量。教育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学校可以不屈身于官,不屈身于行政,但绝对要服从于真理,在真理面前,你永远是学生,不得自大,正如哈佛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早晨十分钟的晨读,有了这么些感想,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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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9-1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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