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范岱年老师是笔者的忘年交。在哥大的留学生圣诞晚会上，俺认识了当时在统计系念书的他的女儿，后来通过她认识了范老师。他对俺的博士论文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屈指算来，已快18年了。

今年4月，俺去国内，曾去范老师家拜访，范老师送给了俺一本新著《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该书收入了他几年前对俺基于博士论文的著作China's Scientific Elite的书评。当晚，范老师和师母还请俺在眉州东坡酒楼吃饭。俺们当然吃了东坡肉，蒋科学不要不高兴。

今天在网上看到《“心因”造词者范岱年》。俺隐去了作者，并对文章稍作删节。望谅。

顺便说一句，2011年8月俺去国内，因没有赶上去上海的班机而滞留底特律。巧的是那天碰到了当年哥大留学生圣诞晚会上见到过的另一个统计系女生、也就是范老师女儿的同学。聊天时她谈到了鸿飞校友刚去她家做客。光阴如梭，世界真小！

再顺便说一句，LL老师装神弄鬼的“好友阅”，俺昨天贴的时候也想如法炮制，结果弄巧成拙，给大家带来麻烦了。所以今天再贴一次。

“心因”造词者范岱年

      范岱年是一位科学史、科学哲学专家，他无意造词，但他造了一个词，叫“心因”，与“基因”相对，现在也未被人们普遍接受，我感觉“心因”一词会广泛流行，所以，我称范岱年是“造词者”。
      道金斯《自私的基因》（《He Selfish Gene》）一书，造了一个词，英文是Memes，直到今天，中文译为“拟子”、“觅母”、“渳”。Memes的例子很多，有旋律、观念、宣传口号、服装店样式、制罐或建房的方式。
     道金斯说，“基因”从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进行传播，“拟子”将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如一个好的想法，通过写文章或演讲，如果这个想法是行得通的，它就在复制和传播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
 

  (圖）范岱年、范太（中和右二） 2003年6月14日

       二00三年，范岱年在翻译出版的Holmes  Rolston的《基因、创世纪和上帝》一书中，把Memes译为“心因”。别看这是小事，这在汉语中是一大创造。
      范岱年在出版这本书时已经七十七岁，近十年，又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新语录》、写了《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著作。
      我与范岱年在哲学所同事了近二十年。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开始时我们的桌子靠桌子。在整个研究组，我与范岱年谈得来，他对我也友好。有一天，一位同事，认真地对我说，范岱年是右派，你小心些。我没有经历过“反右”，也没有意识到哲学所会有什么“右派”。但我没有改变对范岱年的态度，没有对他有丝毫歧视。范岱年家离我家很近，步行只要几分钟。他有两个孩子，儿子范大文是弱智，范岱年经常带着范大文散步，而且多次到我家。我吃了晚饭，也步行到范岱年家看他。我住在干面胡同的楼房里，他住的是简陋的平房，家里没有盥洗室和厕所，用水要到院子里，还要排队，做饭的炉子放在家门口的蓬子里。范岱年的老婆也是右派，在工厂工作。
      我在纽约布鲁克林住时，他家在曼哈顿时代广场附近，范岱年老两口帮女儿带两个小外孙。我们经常见面。第一次到他在曼哈顿的家，从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整个中央公园，他带我去楼里的游泳池，到门口，范岱年用右手手掌一放，游泳池的大门就开了。我只才知道，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里还有大游泳池。没有多久，范岱年要领我与高皋去他家另一处住房，离时代广场更近，楼房中间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在曼哈顿租房，房租比别处高的多，他家的房子是他女儿、女婿买的。女儿、女婿都在华尔街工作。
      范岱年的父亲叫范寿康。范寿康在抗战後曾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任副厅长，一九四五年後，任台湾教育处处长，兼任台湾开明书店董事长。
      一九八二年，八十六岁的范寿康从台湾经美国到北京，当时范岱年还住在干面胡同，看到范岱年说起他父亲回来时高兴的样子，我今天还记忆犹新。
      范岱年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是许良英。他们都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都是浙江大学地下党党员。一九四九年後，都在《科学通报》编辑室工作，一个是主任，另一个是副主任。一九五六年，他们都调到哲学研究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工作。一九五七年，他们都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后期，许良英从浙江农村来北京，首先找到是范岱年，通过范岱年找了于光远。于光远、范岱年和我三家之间都只有几分钟步行距离。我见到许良英的印象是老背着一个书包，文革前，他在农村靠翻译稿费，向生产队买工分，后来稿费没有了，他仍然坚持翻译了爱因斯坦几十万字书稿。文革后期，他的书稿被上海出版了，没有署他名字，而且用来作为“大批判”资料。一九七三年底，正是于光远帮助他联系，使他能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完成《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出版工作。除了许良英外，范岱年等几人也参与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爱因斯坦文集》三大卷，在一九七六年後陆续出版。但作为《爱因斯坦文集》的重要译者，范岱年从不标榜自己。

      当我想到范岱年时，称他为“心因造词者”也许更有意义。在中文世界里，为中国人增加一个“心因”一词，这是了不得的事，是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心因”的大事，让“心因”这一新词、新概念从一个头脑跳到另一个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