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电脑工程师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好莱坞的电影演员、华尔街的股票分析员又何相同之处？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眼里，他们同属于“创造性阶层”（creative class）。他的新著《创造性阶层的崛起及其如何改变工作、闲暇、社区和日常生活》，对这一阶层的形成和作用及如何吸引创造性人才、营造创造性区域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简单来说，“创造性阶层”的成员以思考为业。它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所谓的“超级创造性核心层”（the super-creative core），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大学教授、诗人和小说家、艺术家、娱乐界从业人员、演员、设计师、建筑师和现代社会的“思想领导者”——作家、编辑、文化界人士、思想库研究人员、分析师和其他舆论引导者。他们创造出新思想、新技术和新的创造性内容。

 

“创造新阶层”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知识密集行业的“创造性专业人士”（creative professionals）。这些行业包括高技术、金融服务、医疗、法律和商业管理等。他们从事 “解决问题”的创造性工作，用复杂的知识解决某一专业的问题，或者“不断创造出能被广泛使用的新形式、新设计的事物”——从软件、电影、医药、图书到工业设计作品。

 

 创造性阶层是美国社会迅速增长、受过高等教育、收入颇丰的阶层，其成员主要通过独立思考来解决复杂的问题。以人数计算，1999年，美国的“创造性阶层”的人数达到3830万，占全国劳动人口的30%左右，而在20世纪初和1980年这个比例分别是10%和20%。其中“高度创造性核心”层占五分之二，“创造性专业人士”占五分之三。同年“创造性阶层”从业者的平均收入接近50000美元，而蓝领工人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年薪分别为28000美元和22000美元。

 

 

虽然艺术家、医生、科学家、教师等作为单个社会群体早就存在，但佛罗里达认为，这个群体已经庞大到了足以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程度，由他们所创造出的新思想、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模式，从来都没像现在这样决定着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的财富分配，因此，必须用单独的“阶层”来界定他们。

 

尽管创造性阶层的成员并不一定认为他们属于同一个阶层，但是，他们不但有相似的工作习惯，更重要的是他们具备相似的文化价值观，那就是崇尚创造性、个性、差异和成就感。对他们来说，创造性的方方面面是密切相联，不可分隔的。他们还享有相似的生活方式。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美国出现了艺术家聚集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和科罗拉多州的博多等形成了大学城，蓝领工人则集中在匹茨堡和底特律等。创造性阶层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地图。象华盛顿特区、北卡罗莱纳州的研究三角区、波士顿和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等城市，创造性阶层的人数已达到35%。在北卡罗莱纳州的格林伯罗和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蓝领工人超过30%；而到了南部和中西部的几个小城市，在传统工业就业的人则达到40-50%甚至更高。

 

芝加哥似乎是一个异数，这个城市历来是工人的集聚地，但在佛罗里达的大城市创造性排行榜上它却名列第十五，说明创造性阶层可以与工人阶层同生共处的。芝加哥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大城市，拥有超过百万的创造性阶层的成员，他们在融入城市的文化和政治生活的过程中，被当作另一个“少数族裔”，所以建立起自己足够的空间来表达他们的认同。

 

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占全美大城市之首，达到58%；佛罗里达的西棕榈海滩、奥兰多和迈阿密等地从事服务业的也占到人口的半数左右。全美还有不少服务业就业人数过半的城市。除了极少数之外，那些城市对创造性阶层的成员并没有吸引力。而一旦那里的旅游业出现萧条，经济和社会发展就停滞不前。

 

 

经济增长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吸引创造性阶层的成员，更在于怎样把这些人的优势转换成创造性的经济结果，以新思想、新的高技术产业和区域经济增长表现初来。为此，佛罗里达设计出了“创造性指标”来衡量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创造性。它包括4个权重相等的分指标：（1）创造性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百分比；（2）创新能力（人均专利数）；（3）高技术产业（从事软件、电子和工程的人口数）；（4）多样性（同性恋伴侣数，大致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城市和区域对于各种人和思想的开放程度）。这个指标反映了创造性阶层的集中程度和创新经济发展的综合效应，所以更能体现一个区域的创造性。创造性指标是佛罗里达研究一个区域在创新经济中总体水平的基准指标，也是一个区域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晴雨表”。

 

根据这一指标，旧金山名列榜首是理所应当的。它的高技术和多样性指标都列第一，创新能力指标列第五，创造性阶层指标列第十二。旧金山边上的硅谷，高技术奇才不修边幅、举止乖捩。当年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就是这样从风险资本家那里融到第一笔资金的。

 

而其他一些城市名列前茅就有点令人吃惊了。比如，德克萨斯州通常被认为是技术创新的不毛之地，又颇为传统和保守，但它有三个大城市——奥斯丁、达拉斯和休斯顿名列佛罗里达的创造性排行榜前十名。但不容置疑的是，近年来德州的就业、技术和人口确实都迅速增长。

 

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专家，佛罗里达更关心为什么创造性阶层聚集于某些城市，从而推动那里的经济发展。首先创造性行业的“进入壁垒”必须低，这样企业容易进入并保持活力。但更重要是创造性的人才的“进入壁垒”同样必须足够低，这样，他们能够被当地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所接受并迅速融入其中，从而推动该区域的创新和增长。借用一个电脑术语，那些区域必须做到创造性人才“进入就能发挥作用”（plug-and-play）。

 

在那里，人能够招到机会，建立支持机构，成为他们自己，而又不与其他阶层相混淆。其要求是初来乍到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开始新生活。同时，创造性中心必须具备劳动力市场，来满足创造性人员的就业需求。而他们又不是光“寻找”一份工作，而能提供许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创造性中心之所以吸引人才，是因为它们能提供多元化和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因为他们在考虑迁徙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这又不仅仅限于一般人眼中的“生活质量”。

 

创造性人才关注环境的差异性。不论其种族背景和性取向，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成长过程中往往被视作“异类”。所以，当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公司和社区，那里的多元化程度就成了他们对“异类是否受到欢迎”的解读。创造性人才所说的“多元化”并不是一个政治术语，而只是某些他们认同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种族已经不是最有用的宽容性指标，因为种族多元化的城市往往也是种族隔离程度最高的。他们更关心诸如同性恋者是否被接受，这并不是因为在高技术领域就业的同性恋者的比例高，而是因为同性恋者的存在表明社区的开放和对软件工程师和高技术企业家有亲和力。

 

 

创造性区域之所以吸引人才，是因为它们能提供多元化和高品质的生活。因为这些人才在做择业和迁徙的决定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里的生活方式的氛围，而这又不仅仅限于一般人眼中的“生活质量”。

 

比如，他们喜欢听“另类”的音乐，尝试怪异的食物，与和他们不同的人交往、交换看法甚至争论。于是，他们在找工作时，就会把这些看得见的多元化成了一个社区是否容纳得下开放的、以成就而不是其他特征取人的信号。

 

而夜生活是否丰富多采（有没有有趣的音乐场所、画廊、表演场所和剧院）也是衡量一个社区是否接受创造性阶层的标志，即使是那些并不经常光顾夜总会的人也这么认为。创造性人才尤其注重真实世界中的真实体验。他们喜欢主动和参与性，而对被动的和体制化的形式不屑一顾。他们热衷于自发的街头文化，在那里可以欣赏街头音乐，品尝各种美食，光顾小的画廊和酒吧。他们寻求刺激，而不是逃避，他们想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丰富多采、高质量和多元化的体验。他们睁大眼睛准备接受任何新鲜的东西。

 

创造性阶层的成员崇尚户外活动，他们的集聚地往往有丰富多采的户外活动的便利条件，从骑自行车和跑步的专用路到划船和划水橇的场地等。这不仅因为他们喜欢这样的生活，而且因为户外活动的存在同样象征着社区接受多元化的创造性生活方式。

 

 

创新中心也非常注重社区的真实性和唯一性。真实性指的是具有历史性的建筑、融洽的邻里关系、独特的音乐场所和特殊的文化特征。这又是多样化的，如在重新修砌的建筑旁的城镇居所，长期居住在此和初来乍到的“雅痞”，既有时装模特，又有挎着大包的女士。一个具有真实性的地方也能提供独特的和非同一般的经历。

 

今天的创造性是高技术产业、丰富的户外活动和历史性的城镇中心的混合体，它们的崛起是因为创新能力和高技术，也由于生活方式的补充。以大波士顿地区为例，那里有128号公路边上的豪宅，哈佛、MIT和波士顿城内的街区。而在西雅图，贝尔维尔和雷得蒙（微软的所在地），美丽的山峦和乡村景色和周围的重新产生活力的社区。旧金山湾区则更是拥有从内城的街区到生活多元化的马林县和硅谷。甚至奥斯丁也北有传统的高技术发展区，用于赛车和其他户外活动的中心，座落在第六街周围的大学、市中心社区、仓库区和音乐——这一切都是充满活力的创造性中心所必须具备的关键要素。

 

 

虽然像西雅图、奥斯丁这样的城市在崛起，但是，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并没有去满足创造性时代的需求。这并不是那些城市不想或不鼓励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多数情况下，市长们要么不愿意、要么不能创造出能吸引创造性阶层的环境。他们口头上说要吸引人才，而实际上继续投入大量资源于吸引大的零售商，向位于市中心的商业楼提供补贴，或用纳税人的钱修建豪华的体育场。他们用千篇一律的商业区，破坏具有历史意义的和真实性的建筑，与此同时，把创造性阶层驱赶出去，因为其成员在选择到哪里生活和工作时，并从不关心那里是否拥有职业球队。

 

那么，大多数城市为什么不能为创造性人才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那些城市仍然背着过去的包袱。已故经济学家奥尔深的诊断，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它们患上了一种“体制硬化症”，使得组织和文化的“动脉”硬化。奥尔深指出，曾在某个时代取得过繁荣的区域，往往难以而且拒绝采纳能使之收益的新的组织文化和价值取向。结果，创新和增长向新的区域转移，那些区域能够适应和把握这些转移所带来的利益。奥尔深认为，大英帝国衰败而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的经济活动从旧的工业中心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和匹茨堡向位于南部和西部的新兴城市转移，原因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根深蒂固，不能容忍以创造为基调的新的价值观，从而使得创造性人才另择良栖。

 

 

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招商引资并不是万能的，建设下一个“硅谷”也不是症结所在。关键恐怕在于营造有效的适合创造性人才的环境，包括对多元化的开放和宽容态度，致力于充实人们想要并且经常使用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用经济刺激来吸引企业。

 

如何营造环境没有一定之规，创造性阶层的人因年龄、种族、婚姻、性取向而多样化。一般来说，社区欢迎30到40岁的成功夫妻，他们有中、高收入的工作和稳定的家庭生活。所以，城市和社区必须为孩子和家庭着想。但是，美国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家庭是这种传统的核心家庭，把着眼点光放在他们身上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因为这样做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也就是年轻人。

 

以传统的观点来看，年轻人对城市没有多少贡献；但是在创造性时代却不是这样。首先，他们能够不分昼夜地勤恳工作，因为他们年轻没有家庭的拖累，所以能够承受风险。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往往是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技能最新。他们的单身期长，与上一代相比，不论男女平均结婚年龄都提高了差不多5岁；大学学历以上的人结婚年龄较全国平均来得高；而且他们中不婚族增加最快。所以，社区在满足其他类型的人才的要求的同时，还要关心这群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交需求。

 

当然，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其实也会对整个创造性阶层产生吸引力，因为他们并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生活方式和品味。他们并因为有了孩子而不停止骑车和跑步，当他们把孩子放在自行车的后座或推着童车跑步时，没有汽车的自行车专用道变得比以前更重要。他们同样非常看重多样性和容忍。中年以上的人不会在凌晨四点在酒吧徘徊，但是他们仍然喜欢享受刺激、具有活力的高质量的文化氛围。一旦他们有了小孩，他们希望孩子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欢迎新移民对于中小城市尤其重要，而对大城市来说，吸引所谓的波波族是关键。

 

今天的创造性中心是高技术产业、丰富的户外活动和历史性的城镇的混合体，它们的崛起并不仅仅在于其向高技术企业提供经济方面的优惠配套，也许更取决于那里具备吸引、满足、激励创造性阶层工作和生活的多元化的以人为本的开放环境。这就是佛罗里达在《创造性阶层的崛起》一书中向经济发展的决策者提出的3T（technology、talent、tolerance）“创造性资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