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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目的、始料未及的结果和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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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提出的普遍性（科学的评判标准是事先确定的，不受非科学的人为因素的干扰）、公有性（科学发现是科学家合作的产物，归科学共同体所有）、无私利性（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推动科学发展，而不是获取个人私利）和有理性的怀疑性（科学家要敢于对科学发现提出质疑），不仅是科学家行为的规范，也是对科学出版的交流功能的理想状态的描述。
如果我们还科学出版的本来面目，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交流科学发现。科学出版于17世纪随着各种学会和学院在欧洲的建立而出现，据统计，1630到1830年间新出版的杂志至少有300种，呈指数式增长，所谓的“自然哲学家”们在其中交流他们对自然的看法，形成“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成立，也为会员之间彼此天马行空、交流他们的发现提供了一种渠道。皇家学会甚至被赋予出版最新科学知识的权利，其在提倡开放性、注重记录和传播科学发现以及对科学交流的贡献功不可没。
19世纪中期以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的成员不再是业余的科学爱好者，而是职业科学家。他们的关注点也开始转向有实用价值的问题。与产权和价值有关的专利、商标等出现了，给科学出版的交流功能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功利化。现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在科学家的成果发表之前，往往会想方设法寻找其潜在的商业利益，先申请专利后让科学家发表论文。
科学出版的另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是所谓的“科学发现的优先权”（priority），而它又与包括诺贝尔科学奖在内的奖励或名誉挂钩。对科学论文的引用多少的分析甚至成了预测科学家能否获得此类奖励的依据，而“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使著名科学家所获得的荣誉往往会超过他们对科学的实际贡献。
当然，在中国，论文发表的多少、在什么杂志上发表论文等所涉及的利益就更多了。一篇《科学》论文可能使某位中国科学家成为院士，而这个“荣誉称号”又会给这位科学家带来巨大的研究资源。尽管以SCI论文数来衡量，中国在世界科学出版中的份额不断提高；但是，其中又有多少是受获取利益驱动的垃圾论文呢？
在科学出版的交流功能被异化（有增无减的学术不端行为也是其中之一）的情况下，杂志不得不采取对策。比如，在发表论文之前，要求每个作者申明贡献大小、是否存在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s）等。
而在线出版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以期回归科学出版的交流功能。但是，它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业已存在的科学出版的“名利”问题。也就是说，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不大可能将那些可能为自己带来商业利益和名誉的重要论文、尤其是前者，通过在线方式来发表。科学家所在的大学或研究所也不会同意其雇员通过这种方式来交流科学发现。而那些通过收取版面费维持的杂志和像Thomason Reuters这样的公司也不见得会对在线发表感兴趣。
“优先权”的问题在在线发表似乎并不突出。但是，问题在于：谁会投稿？谁来当评审？资深科学家是否愿意效力？质量如何控制？学术不端行为由谁来处理？要使之成为科学交流的重要渠道，取决于它能否取得科学共同体成员的信任（trust），因为没有信任，科学交流就无从谈起。
而在线发表引入中国后的异化也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在线发表的论文和在期刊发表的论文等效，科学家们将又多了一个可以取得利益的渠道。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召开的那些被EI等检索的国际会议、包括哪些IEEE的会议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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