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翻译自 

Neurosurge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Century's Review.

Zhao, Ya-Du; Zhao, Yuanli

Neurosurgery. 51(2):468-477, August 2002.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2182786

本文原作者赵雅度教授天坛医院著名教授，我国第一批神外专科培训班学员。赵元立教授为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八年制毕业生，天坛医院教授。

翻译本文供感兴趣的朋友交流学习。

摘要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百年光阴只是一叶扁舟，但在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史上，过去的百年是最激动人心的画面。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回顾了中国神经外科的创立与发展，忠实地记录了其中的里程碑，也把这篇文章献给开创这条道路的关颂涛、赵以成等前辈们，是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神经外科学事业。

       中国最早的神经外科手术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原始人部落。近年有中国考古学家在大汶口遗址的骨骼残骸中找到了进行过原始颅骨环锯术的证据。其中部分颅骨上带有边缘锐利的小孔，与考古学家们在欧洲、大洋洲、青藏高原找到一些其他头颅环锯残骸相似。然而，这些原始人类实际使用的工具和他们在头颅上进行钻孔的原因尚有待挖掘。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关于三国时期（公元前222年-280年）神医华佗的传说，他曾劝说晚年的魏国君主曹操做一次开颅手术，解决他可能因脑肿瘤而造成的剧烈头痛。遗憾的是，这个民间流传的故事没有找到正式的历史记载。

历史回顾

   1949年以前的中国神经外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时期，中国神经外科极其简陋，仅有屈指可数的医生敢冒险进行脑部的手术，而这些个别的手术也仅限于最简单的操作。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协和医院的关颂涛教授和沈阳的查理·张进行了中国最早的神经外科手术。关颂涛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并于1926年在这家美国创办的医学殿堂完成了总住院医师培训，其后被派往美国，在Charles Harrison Frazier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神经外科的专科培训。关颂涛1930年学成归国，并在协和开始收治脑外伤、脑肿瘤和脊髓肿瘤的患者。1932年，他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了第一篇来自神经外科的学术文章，介绍了他在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中，采用经颞骨下入路行三叉神经感觉根次全切除方法的经验[15]。随后，在1935年，查理·张[5]也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描述了手术方法治疗三叉神经结神经纤维瘤的经验。他还写了关于酒精封闭(alcohol block)以及Frazier颞骨下部入路治疗三叉神经痛方法的文章。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位先驱人物，西安的张同和医生也在进行着神经外科手术的尝试，尤其是用前额叶切除术进行精神神经外科治疗方面的工作。另一个值得尊敬的中国神经外科学奠基人是同样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赵以成。他毕业后在协和继续完成四年的住院医师培训，接着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938年前往加拿大魁北克省首府蒙特利尔，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下设的一家世界著名科研和教学机构——蒙特利尔神经科学研究所及医院开始学习和工作，在那里，他得到了世界神经外科领军人物Wilder Panfield教授的悉心指导。赵以成于1940年返回中国，并在北京协和医院和关颂涛并肩工作[43，57]，直到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爆发，侵华日军占领了北京协和医院才被迫中断。关颂涛只好寄居北京中和医院继续从事神经外科，赵以成则搬到了天津谋生。到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后，关颂涛离开故土前往美国行医，赵以成则留在国内开始培训中国自己的神经外科医生，对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战胜利后，北京协和医院在1947年重新开业，并于1951年在冯传宜的带领下恢复了神经外科的工作。

图3. 这张照片摄于1962年Wilder Panfield教授访问天津总医院时。其中前排右三为Panfield教授，右二为赵以成，右一为薛庆澄。

   尽管这些中国神经外科的先驱者们饱含着开拓精神，但这一时期国家惨淡的社会现实和落后的经济水平制约了神经外科的广阔发展。例如，在1949年以前，对于脑肿瘤患者的治疗，进行过的手术操作不超过60例[10]；一项对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从1932年到1949年的回顾仅仅能找到16篇神经外科领域发表的文章[12]。

1949年以后的中国神经外科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即天津、北京和上海，开始建立起独立的神经外科专科。接下来的部分分别介绍了这几个城市和中国其他地区在1949年之后这一过程的历史。

天津

1952年，赵以成教授在天津市总医院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独立于外科的神经外科专科。并在次年在天津总院开始了中国第一个为期1年的专科培训班。有十余位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普通外科医生来这里接受了正轨而严格的神经外科强化培训。从那以后，天津市总医院的神经外科一年比一年壮大起来。赵以成的一些学生——如今大名鼎鼎的薛庆澄、王忠诚等人也加入到科室的力量中来，并与日后成为了中国神经外科的脊梁[44]。在80年代，由这一团队创办的天津市环湖医院建成后，又成为了天津最大的神经外科中心，拥有25名神经外科医生和250张病床，每年手术量约2200台。

图4.天津市环湖医院先进的神经外科ICU病房。

北京

1954年10月起，中国卫生部邀请前苏联Kiev神经外科研究所主任A.E. Arutiunov教授来华，在当时附属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另一家医院培训中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同时，赵以成被中央政府请回北京与这位苏联专家一同工作。赵以成留下大弟子薛庆澄在天津接替了自己的工作，带着二弟子王忠诚前往北京。参加这个高级培训班的共有11位医生，8位来自北京，3位来自上海，这其中包括了王忠诚、蒋大介、赵雅度等人。四个月后，随着北京同仁医院正式成立一个拥有60张病床的神经外科专科，整个培训团队迁往同仁。这个科室分成两个组，分别由来自天津的王忠诚和来自上海的蒋大介担任专科主治医师[50，51]。

图5. 北京神经外科高级培训班的教师和首批11位学员们。前排：右三A.E. Arutiunov，前排右二赵以成，左一王忠诚，右一蒋大介。第二排右三赵雅度。

从1957年起，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每年组织一届为期1年的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从中国不同地区选拔8至10位外科医师接受系统的神经外科培训，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随着这一时期神经外科专业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神经外科手术患者急剧增长的需求，

在赵以成的建议和中央政府的授权下，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Beijing Neurosurgical Institute)于1960年在北京宣武医院建立。赵以成教授亲自担任研究所所长，直到1974年因癌症去世后，由王忠诚教授继承了他的工作。

在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成立之初，仅有神经病理、神经生理、神经生化和组织培养4个实验室。宣武医院的神经外科随后整合成为这个研究所的临床部分，并细分为4个临床专业组以提高医疗水平。事实证明研究所的建立为中国神经外科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工作，包括建立胶质瘤细胞系G422，脑水肿的动物模型，以及治疗帕金森氏症的脑立体定向手术方法。在1982年，研究所迁往北京天坛医院，并得到更大的扩展。现在的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拥有12个实验室，包括300多张病床的10个病房，成为了亚洲地区最大的神经外科中心之一。天坛的神经外科共有46名全职神经外科医师，每年进行超过3200台脑部和脊髓肿瘤手术[8]。

图6. 现在的北京天坛医院门诊部

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神经外科在上海也蓬勃发展起来。在1950年，上海中山医院当时的外科学系主任和高级教授James ·沈克非医师成功进行了一例额叶星形细胞瘤切除手术。不久之后，另一位著名的神经外科开拓者史玉泉教授加入中山医院，并建立起上海第一个独立的神外专科。1953年，该科室被调往现在华山医院的前身——上海第一红十字会医院。在史玉泉教授的带领下，上海华山医院稳步发展，日后成为了中国另一个关键的神经外科中心。史玉泉在脑血管疾病领域开创性的工作也负有盛名，他是中国第一个实施颅内动脉瘤直接夹闭的神经外科医师[21]，同时建立了一套合理的脑动静脉畸形(AVM)分类方法[22]。上世纪80年代，同样在史玉泉的带领下，华山医院建立起了自己的神经科学研究所。在他退休之后，同样由来自神经外科的蒋大介和周良辅先后接替了领导上海华山医院的工作。

其他地区

1955年，在史玉泉和他同事们的帮助下，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医学院也建立起神经外科学系。另一位在50年代初并肩参与开创上海神经外科学事业的前辈朱正清教授，在1958年被邀请前往当时四川省的重庆医学院任神经外科主任。

在中国东北，这一领域的中心在段国升教授领导的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而在朝鲜战争期间，由沈阳的段国升、来自协和的冯传宜，上海的史玉泉等人组成的医疗队承担颅脑火器伤伤员的救治工作，救治了无数志愿军战士。面对着战场上送回的大批颅脑火器伤的伤员，及周围神经损伤灼性神经痛这一当时神经外科界的难题，段教授与他的同事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实施了难度较大的胸交感神经切除术，灼性神经痛病人的疼痛明显缓解；治疗颅脑火器伤180例，仅3例死亡。当时这一治疗效果在国际颅脑战伤治疗界首屈一指。1969年，在军队内享有威望的段国升教授被邀请前往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参考第三军医大学 顾建文教授文章 http://naowaike.blog.sohu.com/46782255.html)

插图.80年代段国升教授与世界神经外科学会主席Prof. Yasargil，中华神经外科副主席易声禹教授（右一），天坛医院赵雅度教授（左一）在一起。

        在50年代，中国卫生部也派遣了一批医护人员到前苏联进行专科培训。涂同进医师是他们中的一员，被派往莫斯科Burdenko研究所在B.G.Yegolov教授指导下学习神经外科，在1956年学成归国后，他被派往陕西西安，应召在第四军医大学建立神经外科专业。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冯传宜等人也被暂时调往第四军医大学，协助他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神经外科中心，主要为解放军培训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并惠及当地普通群众。到60年代，几乎在国内每个省份的大型医院内都建立了至少一到两个神外专科，这标志着中国神经外科发展至少取得了初步的普及与发展。

中国神经外科现状

近代史

1978年后，在高度发展的神经影像设备和其他技术支持下，中国神经外科更加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数以百计的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前往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国际著名的神经外科中心学习。众多著名的国外神经外科专家，包括M. Gazi Yasargil, Madjid Samii, Charles G. Drake, Jules Hardy等人被邀请访问中国并分享他们的专长。在随后的20年里，许多新的大型神经外科机构在重庆、福州、哈尔滨、兰州、上海、天津、银川等地建立起来。此外，分别位于北京和上海的天坛、华山两家中心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为神经科学研究与培训国际合作中心[32-34，39，40]。

尽管神经外科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得到了普及，但它的发展依然很不平衡。一方面，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几个主要中心神经外科医师的技术和成就已经可以和任何西方国家的同行相媲美。另一方面，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说在偏远地区，神经外科的临床水平仍然相当落后。在我们看来，取得发展的关键不仅仅依赖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与国家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支持紧密相关。幸运的是，近年来，许多医院取得了充足的基金支持来建设现代化的手术室，够买伽马刀术中放疗仪、PET扫描仪、神经导航系统、以及术中核磁系统等顶尖设备。更重要的是，患者们也开始有条件承受前往中心医院治疗的经济负担[53-56]。而在国内外神经外科行业情况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基数，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患者等待接受手术治疗。正像James I. Ausman在他关于神经外科发展史的文章[1-3]中写道，中国神经外科医生被耗竭在大量的手术上，几乎没有精力进行基础研究。例如，在过去的20年中，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切除了超过2万例脑肿瘤，同一时期上海华山医院也进行了超过1万5千例。由于中国数量惊人的脑肿瘤和脑血管病患者，神经外科医师甚至没有精力去做甚至椎间盘摘除这类初级的脊髓手术。而大多数这类病人被转给骨科医师进行手术治疗[29,30]。

学会建设

长期以来，中国的神经外科医师组织是附属于中华神经和精神病学会的一个分支。为了促进神经外科领域更广阔的发展和学术交流，中华神经外科学会于1986年独立出来。王忠诚教授被选为第一任学会主席并连任至今，学会每4年在不同的城市举办一次全国大会，同时每年就颅底外科、脑血管外科、脑外伤、脊髓以及微创手术等专题召开学术会议和研讨会。

图7. 王忠诚院士 中华神经外科学会首任主席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图8. 1986年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会成立

   1981年，5位来自中国的神经外科医生——王忠诚、薛庆澄、段国升、黄克清和易声禹——参加了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世界神经外科大会，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参加的世界神经科学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Societies, WFNS)大会。从此以后，中华神经外科协会与WFNS展开了积极合作，并积极参与亚洲神经外科协会工作，与不同大洲和国家的同行展开了广泛交流。王忠诚同时被选举为世界神经科学联合会资深委员，并于2001年9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该协会第12届大会上被授予一项特殊成就奖。在这次大会上，来自中国的赵元立医师被推荐为WFNS伦理和法律事务委员会委员，于春江医师被任命为神经康复委员会委员。

期刊和出版物

临床工作

在70年代神经外科进入计算机断层扫描时代后，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断变得更加容易和精准，大大推进了神经外科手术的进步。80年代出现的核磁共振技术以及显微手术无疑让神经外科达到更高的层次。当今，一些更先进的诊断和治疗设备，如功能核磁(Functional MRI)技术，术中核磁(open MRI)，神经导航，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开始在国内许多神经外科中心应用。可以说，在进入21世纪这个“探索大脑的世纪”，脑外科所谓的“禁区”已经越来越小。

影像进步

几乎在美国开始血管造影技术之后的20年，王忠诚才于1956年在北京进行了中国第一例血管造影术。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术中显微镜技术的广泛应用，一些常见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术中死亡率和术后并发症率显著下降。例如，随着显微手术技巧的提高，以及CT血管造影、核磁血管造影、三维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等技术的进步，脑动脉瘤的手术死亡率已经在北京天坛医院从1991年至2000年的连续865例手术患者中降至1%。此外，赵继宗[58,59]等人联合应用了术中栓塞和切除的方法，来治疗脑巨大动静脉畸形的患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于2000年发表于临床神经科学杂志[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