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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二十五史简明读本 史记

【 作 者 】汪受宽

【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6

笔记

  自《史记》下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清史稿》，二千年来延续不绝，出现了二十五部同属“纪传体”的史书，这就是“二十五史”，成为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记录。
  从中华民族始祖的黄帝，到最末一个王朝的末代皇帝，“二十五史”反映了我国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与历史。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丰碑，可以岿然屹立于世界史学之林而永无愧色。

  将这类所谓“正史”汇集为一的，明末汲古阁刊刻过《十七史》，明代南、北监刊刻过《二十一史》，清代宫廷武英殿刊刻的《二十四史》是最为著名的。
  至于“二十五史”，则是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之外，增加《新元史》一书，《新元史》并不是一部理想的史书，仅北洋政府将其列入“正史”而已。建国以来，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另附《清史稿》一书，当然《清史稿》也不够理想，但我们从而有了一套上下五千年的完整的“纪传体”史书。

  新修的“二十五史”，首先还是“纪传体”的，仍以历史人物为中心，不能改变“二十五史”的传统，当然也不排除变通和创新。
  其次，应该以现代史学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并据新发现的大量史料，文献的和考古的，以补其不足，或纠正其错误。
  再次则是，语言也应该是现代的，不必用文言，更不必用古奥的文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套丛书保留了“二十五史”各史的原名。
  将原来的《晋书》分为《西晋书》、《东晋书》，《宋史》分为《北宋史》、《南宋史》，《清史》则分为《清史（一八四〇年前）》和《晚清史》，这样将更符合于历史实际
  将原书的“表”、“志”等加以变通或创新，如“纪事”近于“本纪”，但不以帝王为中心，而是为这个历史时代作出粗线条的勾勒，“表”、“志”同样如此。
  增加了《西夏史》，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创举。
  本套丛书的各史，是传统“二十五史”的创新，既没有新旧《唐书》、《五代史》之分，更没有通史性的《南史》、《北史》，但合起来仍旧是“二十五史”。

  三皇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伏羲、女娲、神农。
  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而考古发现我国最古老的文字，就在约五千年前，因此，伏羲氏确实应该看成我国文明最早的一位代表。
  女娲作笙簧，可以看作是音乐的开始；而她炼石补天的传说，实际上是改革前代政治的曲折反映；她聚芦灰以止滔水的传说，则是一次制服洪水的记录。
  神农氏（炎帝）继女娲之后为天下共主，传说他是农耕和医药的发明者，又创造了五弦瑟，开始蜡祭和市易。看来，自他以后，我们的先民开始进入农耕社会。
  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
  黄帝传说他和他的大臣们发明了历法、舟车、姓氏、蚕丝、冠冕、弓矢，创造出比较复杂的文字，又制服了其他部落联盟，被尊为天子，有了雏形的政权组织。
  颛顼将沟通神人的占卜从民间收归天子，设置了较为完全的政权机构，制定了比较正规的历法。
  帝尧最突出的特点是不仅经常征求四岳的意见，而且设谤木，让平民都可以对国事发表意见，，最后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舜，是一个典型的上古民主制君主。
  帝舜以孝道闻名，他善于识别人才，任用贤人，放逐恶人，布教天下，反映出在其时代，各方面的矛盾斗争已非常激烈。

  春秋战国是一个有着灿烂文化的时代。平王东迁以后，随着王室的衰微，过去由王室垄断的学术文化走向民间，私人治学和向弟子传授学问开始出现。
  战国时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士阶层的形成和统治者的提倡，使得许多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促进了社会的前进和学术的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
  在文学上，出现了上古诗歌的总集《诗经》，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以他为代表的楚辞，以及诸子的散文。在史学上，创造了编年史体，出现了《左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国策》等不朽著作。在科学技术上，有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天文观察记录和阴阳合历的历法，有齐人甘德和魏人石申著作的合编《甘石星经》，有扁鹊等精通各科的名医，有先秦医学经验结晶的《黄帝内经》。

  尧舜禅让，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永恒的论题。儒家将其视为最佳政治的楷模，疑古者坚决否定其真实性。现在看来，人类早期确实有过民主政治阶段，领导人只有为大众谋利益的义务，而没有特权。
  对禅让制的过分吹捧，反而是后人以私有制的眼光揣度古史的结果。

  古代将帝王说成天子，意谓他是上天派来统治人间的，因而他无论多么坏，臣民也只能忍受，不能反抗，更不可夺权。商汤是第一位用武力夺得天子之位的诸侯。
  虽然，儒家为商汤的夺权寻找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它给后人的启示是，只要在位天子太坏，就可以反抗他，夺他的位子。这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可以看作是政权观上的第一次解放。从此，天子绝对圣明的迷信被冲击，改朝换代成了古老中国社会荡涤其肢体污垢、获得新的前进动力的最佳手段。

  伯夷、叔齐的事迹之所以引起这么多的议论，最根本的在于他们的处世原则很特别，蕴藏有一种精神，就是坚持主见，不为世俗所左右。这种精神很不合时宜，在不同的时候可以产生根本不同的效果。

  古人讲圣君，言必称三王。三王之一，就是周文王。周文王事业的成功和仁爱品德，是他赢得崇高赞誉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在韬晦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权谋，是他成功的秘密武器。他始终未对殷纣王讲一个不字，却在不动声色之中，挖空了纣王的统治基础，至少在他以前还没有一个政治家，玩权术达到他这样的水平和境界。

  有人因此否定分封制度，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
  在社会还很落后，交通很不发达，民风极为淳朴的当时，这种相对独立和松散的管理制度，是非常有效的。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封制度的消极面逐渐暴露出来，导致了诸侯割据，互相争战称霸的局面。

  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是春秋历史上的一大盛事。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诸侯，国力强盛，亲睦邻国，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是很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在于其尊王攘夷的行动。
  从文化学的角度说，春秋是中国多元文化不断发育的时代。尊王攘夷，打着尊奉周天子的旗号，制止戎狄和荆楚对中原的侵袭，俨然成了维护中原文化的化身，自然能得到从天子到大小诸侯的拥护。

  秦穆公霸西戎，第一次实现了对西北地区的局部统一，促进了以秦人为主体的西北民族的融合，使西北民族在秦国比较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得到发展。西北地区在中华文化中的作用，开始显示出来。

  晏婴的事迹古人之所以津津乐道，最主要的，大概是他的两个信条：一是“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就是今天所说的不盲从，要独立思考；二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就是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一心为国。这两条，无疑是古代大臣最重要的品德。

  老子的思想，将人们思考的范围从伦理道德、人生和政治，扩展到整个宇宙，在抽象思维上也是巨大的进步。对古代哲学、政治、军事、宗教、医学、养生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愧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智慧之根。

  庄子厌世和出世的思想，对在专制重压和人生波折中的人们有很强的吸引力，成为古代许多士人愤世嫉俗、藐视权贵、淡泊名利、轻于去就人生态度的思想源泉。庄子的哲学和文风，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

  孔子的学生据说达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对学生进行教育，设置了礼、乐、射、御、书、数六类课程。
  学生不到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而说不出来时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道理，不能由此推演出其他道理的，便不再教他。要求学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杜绝揣测、武断、固执和自以为是的恶习，对斋戒、战争和疾病要特别谨慎。
  孔子的思想，博大恢宏，超越时空，以人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和归属，探求社会安定、人际和谐的方法，得到历代学者和政治家的认同。其所创立的儒学和儒家学派，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经过后继者的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影响了我们民族的个性，对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作用。

  司马光是站在保守的立场，看待春秋战国之际的这一场社会大变革，但他将三家分晋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却是极具慧眼的。古代社会，从吴、越小霸到三家分晋，经过长期的阵痛，终于进入战国时代。

  田齐君主在战国时最突出的贡献，是创立稷下学宫。扩建学宫，招徕士人，为之提供良好的治学环境，让来自各地的学术思想，在稷下这个学术殿堂里熔铸、提高，形成以大一统政治学说为中心的稷下之学，再辐射到全国各地，对战国乃至以后华夏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中原的战争一直是车阵和正面冲击战。随着铁制兵器的出现，杀伤力大增。战场也从平衍的中原扩大到北方的山林和南方的河网地区，车战愈来愈不适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韩非的理论和意见，适应了当时建立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被秦始皇和李斯完全接受并予以实践，在历史上有重要作用。

  陈胜出身雇农，但他在历史上却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因为他是第一位敢于拿起武器反抗专制统治并自立为王的农民。陈胜起义中也暴露出农民自私、狭隘、散漫的致命弱点。而这，正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最终都要失败的基本原因。

  中国古代政权组织和职官制度萌芽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一直到黄帝时，其政权组织都极为简陋，尧、舜当为中国古代早期政权组织形成的关键时刻，已经有了相对成形的职官体制。秦的官制，对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影响很大，各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机构，基本都是秦朝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刑法的产生很早，传说舜时的司法官皋陶创制五刑，当时死刑只用于异族，而同族犯罪，则以鞭扑、象【穿特殊的衣服】、流、赎代替。
  夏朝继承舜时的五刑，但肉刑已用于同族，允许赎刑。三代的法律秘不示人，统治主可以随心所欲。春秋中，楚文王作仆区之法；郑简公三十年（前536），子产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
  战国初，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秦国陆续制定了繁杂的法律，并在统一以后推行于全国

  我国农业的产生，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以上，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
  夏代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产量迅速提高，饮酒之风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商汤曾派亳人帮助葛人种地。
  西周时，锋利的青铜农具得到较普遍的使用，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垦殖和耕耘；原来的抛荒制被休耕制代替，土地利用率提高；沤治和施用绿肥，以火烧法防治病虫害，标志了田间管理的新水平。
  春秋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战国时，铁制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普遍用于生产中，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秦始皇实行重农政策，然而，由于秦赋役过重，终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农业生产遭受到巨大破坏。
  畜牧业是原始狩猎经济发展的结果。先民养猪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近万年前。五千年前的墓葬中，猪、狗、牛、羊、马、鸡这六畜的骨头都有发现，说明畜牧业至此时已基本定型。

  商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平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
  
  西周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由王室和诸侯控制，众多的百工在司空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各项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青铜铸造业。家蚕的饲养十分普遍，纺织成为农家的一项重要副业。丝织物有斜纹提花织品和刺绣品。已经掌握池水沤麻的微生物脱胶法，以便将纤维分离出来。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
  战国时，手工业大发展，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已经较好地掌握了高温液体还原法的生铁冶铸技术，能锻打出用于剑身的高碳钢，铸铁柔化术开始出现。
  秦时的冶铸业十分发达。青铜兵器都进行过铬盐氧化处理，以增强其防锈能力。

  商业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以物易物。在神农氏时，就已定时、定地为市。商先祖王亥到有易地区从事牛羊买卖被杀，是第一位见于史册的夏代商人。
  战国时，虽然《管子》书和商鞅、韩非等已经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但尚未对商业产生实际的影响。
  秦实行“上农除末”的国策，将一般商贾视同贱民，随意征发，使商业活动受到抑制。

  货币和物价。最早的货币是贝。
  夏文化遗址中出土有海贝，以及模仿海贝制作的骨贝和石贝，说明贝可能已成为交换的媒介。
  商代作为货币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和玉，同时还有仿制的石贝、骨贝、蚌贝、铜贝等，用于流通。
  西周的货币除贝以外，已开始使用青铜，其单位是“寽”。
  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战国时货币的种类多，流通数量大。各国铜币的样式不同，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周主要是圆形有孔的圜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钱。

  赋税制度是与国家一起产生的。五帝时的任土作贡，是赋税制度的萌芽。
  夏禹规划九州，制定各州贡物品种，规定各地按三等九类交纳贡赋。
  商代在实行贡纳制度的同时，还有劳役租“助”，就是要求农人助耕公田（籍田），收获皆为统治者所得，其比例约占农人收获的十分之一。
  周朝对各地进贡物品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包括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斿贡、物贡，合称九贡。遇有战事，又要征用牛、马、兵车和其他军用物品，称为赋。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
  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按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统一后的秦少府还征收山泽之税、盐铁之税和市税，即手工业税和商业税，专供皇室花费。

  文字是记录思想和语言的符号，文明的载体。
  伏羲氏造书契的传说，表明在五千年前，图像已经由逼真向线条化演变，并有了表意文字。黄帝时的仓颉对文字予以改进，出现了假借字。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西周初年，字体从圆形向整齐方正演变，逐渐线条化、平直化。战国时期文字剧烈变化，各国写法不尽相同，逐渐形成了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
  中国古文字这样早就摆脱单纯的象形，成为一种与语言相统一，又与方言相区别，兼有表音、表意，可以互相搭配为无数词的文字，这是世界上最具智能、简约性和稳定性的文字，对古代文明的发展和华夏民族的凝聚起了无比巨大的作用，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史学是对人类历史和经验的记录与总结。人们最早的历史意识是与氏族制度和原始宗教密切相关的。
  孔子晚年参考各国史书，按照自己的历史观，将鲁国编年史予以笔削，整理成《春秋》，对史事进行严格的褒贬，开创了私人修史之风，标志着褒贬史学的诞生。
  战国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史学的繁荣，出现了《左传》、《国语》、《国策》、《世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

  教育产生于原始社会部落酋长或巫史的言传身教。文字产生后，才有了萌芽的学校。五帝时有成均之学、米廪之庠。夏时王朝的学校称为序，地方乡学称为校，都是教练射箭和教育伦理的场所。商代的学校，有瞽宗、大学和庠等名称。庠教育书写辨认日常用字，瞽宗和大学进行道德、音乐、军事、礼仪和一般文化教育，培养统治人才。地方学校称作序。西周时，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政教合一的官学体系，其教学内容逐渐形成为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

  数学萌芽于先民对事物数量和形状的认识。
  黄帝时已经有了规、矩、准、绳等几何工具。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位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周人掌握了自然数的四则运算方法，定圆周率为三，八卦图像中有正负数和二进位制的萌芽。春秋时，九九乘法口诀已成为士人的普通知识，有了分数的概念。周人商高发现了勾股定理和以近似三角形原理为基础的测量学理论，是见于著述的古代第一位数学家。战国时的《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命题，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考工记》中有分数的简单运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周髀算经》的成书可能在汉初，但它是先秦测量学的经验总结，其中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

  医药的始祖，传说是神农氏，夏商时，医巫不分，贵族有病都要进行占卜，对许多疾病有所认识，也有一定的药物治疗。
  周时，巫、医分途。王朝有专门的医师，其下，有专司饭食的食医，专治内科的疾医，专治外科和伤科的疡医，专治牲畜的兽医。有了病历记录和报告，并初步了解了某些疾病与季节变化的关系。
  春秋时，秦国名医医和提出六气致病说，为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战国名医扁鹊精通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用切脉、望色、闻声、问病的四诊法进行检查，以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帖、手术、吹耳、导引等法综合治疗。战国时已有了关于经脉、医方和医疗体育的专门著作。
  《黄帝内经》重点论述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兼述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多方面内容，为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