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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华杉讲透资治通鉴04

【 作 者 】华杉

【 ISBN 】978-7-5321-7167-5

【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9

笔记

       明主贤臣，是贤臣造就了明君，还是明君成就了贤臣？我认为先有明君，因为选择权在他。
       为人臣者，要么投其所好，要么退而求去，没有能逆着上意而行的。这就是《大学》里讲的“一人定国”。 

       赵充国追求的战略目标，就是他说的六个字——全师、保胜、安边。
       全师，是保障部队安全。就像巴顿将军说的：“为国牺牲，那是敌人的事。
       保胜，是要保障取胜，不打无把握之仗。
       军事胜利不是最终目的，安定边疆才是最终目的。制定战略要始终服务于最终目的，战争是为了长期和平。 

       在朝廷会议上，公卿大臣们为什么会一致认为要马上出兵呢？根本就没有什么“一致认为”，只是两个一致，一是一致的集体情绪，二是跟皇上保持一致。
       如果我是决策者，我只听在该方面所信任的专家的，不听其他人的；如果我被别人征求关于某方面的意见，而又不是我的专业领域，我就把嘴闭上，不发言。
       尊重专业的尊贵和权威。 

       保密意识，就是要对你最亲近、最信任的人保密。如果你认为跟他说没关系，而他也认为和别人说没关系，这么一个接着一个的没关系，就等于告诉了全世界。 

       别人对我们的话断章取义，我们总是很愤恨。但是，对别人的话断章取义，其实是每个人的天性。
       我们都习惯从别人的话里只摘取自己需要的信息，要么找一些符合自己期望的，盲目相信；要么拿着筛子筛出对方话里的漏洞，用于辩论。
       所以自己的话被别人断章取义，也不算冤枉。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出现了问题，谁的责任？我的责任!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自己改善。 

       古代制定称号，一定找一个象征物，远的从天地间各种事物中选取，近的就在自己身上选材。
       经书称君王为元首，臣子为股肱，表示他们是一体的，相互扶持，才能成功。所以君臣相配，是古今常道，自然之势。 

杨恽之死，值得好好学习。

• 不能受不得委屈。特别是家世太好的人，容易受不得委屈，少年得志大不幸，这就是杨恽的写照。

• 对自己的功劳要随时清零。你有功劳，国家已经回报你了，之后就应该马上清零，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功劳当资本，而要当消费品。

• 一切都要不断获取，没有什么是一劳永逸。所有的一切，功名利禄、权力地位，甚至人身安全，都需要不断地获取，不是一劳永逸的。

• 不要有怨气，因为怨气会杀人。

•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杨恽的利器就是他的才华，皇上要惩罚他，他却要显示我过得比当官还要好!

• 没有只能你杀别人，别人不能杀你这回事，那杀人的，也被人杀；那想害死别人的，也被别人害死。

•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中庸之道——致中和。 
  
  
  

       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叫“财务自由”，完全是虚幻的，没有人因为钱多而获得财务自由，只有因为勤奋和善于持家获得财务自由。 

       看一个战略问题，有两个关键：一是你能往后看到几步，二是你能算清楚自己能做到哪一步。
       发生一件事情，马上就要思考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后果？它未来会怎么发展？我如何应对？能不能应对？ 

       领导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性格。反之，领导者的灾难，往往也是一种性格缺陷。
       性格决定命运，天大的智慧和本事，也突破不了自己性格的天花板。
       就像刘奭，他贵为皇帝，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是，他却有一个巨大的和帝位不相称的性格弱点——懦弱。他不杀弘恭、石显，不是智力问题，不是不知道自己被骗了，而是懦弱，把这两个称心称手的人再杀了，一大堆事自己还得重新安排，这巨大的责任让他恐惧，他也就假装糊涂，接受他们的辩解了。 

       说话的艺术，既要给对方听你话的理由，又要鼓励对方，赞美对方。也就是说，既要讲逻辑，又要有修辞。
       薛广德是既不讲逻辑，也不讲修辞，只提要求，并且把自己放在皇帝的对立面，一上来就怼死了。听他的，则他是忠臣；不听他的，则君是昏君。这谁受得了!
       逻辑与修辞，这是说话的艺术。读者在历代名臣的谏言和奏章中，可以仔细去体会学习! 

       大赦，是权宜之计，不是常典。汉朝初兴时，在秦朝战乱之后，大愚之世，几乎人人都有罪，家家可抓起来判刑，所以才约法三章，颁布大赦令，荡涤秽流，全社会重新开始，这是当时的时势使然。
       后世承继先祖功业，相沿成习，大赦成了惯例，这就不合时宜了。
       到了孝景帝的时候，七国之乱，异心并起，奸恶狡诈，不一而足；再到武帝末年，赋税繁重，群盗并起，再加之以太子之乱，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生活困难，无所依赖；或者后来光武帝之际，又是拨乱反正之后，这种情况，又可以大赦了。 

       要警惕那种“只有决策理由，没有决策依据”的决策。
       冯奉世要四万兵，前后分析很清楚，已经是最低标准的要求。
       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他们说一万人就够了，有决策依据吗？没有任何依据!但是他们有理由——百姓秋收农忙时节，不宜多征发。理由很清楚，但是，这跟兵力够不够有什么关系呢？
       这种决策过程很典型，我们经常遇到，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困难”决策，而不根据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决策。 

       投入越大，风险越小，成本越低，因为成本主要在于一战而定，在于不拖时间，在于不反复，不要指望“四两拨千斤”，四两拨不动千斤；不要指望“花小钱办大事”，小钱办不了大事，无非是增大风险，拖长时间，花更多钱。 

       ‘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能审查自己的好恶，理顺自己的性情，王道就在其中了。)
       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惕自己不要太明察秋毫(不能宽容别人)；
       寡闻少见的人，要警惕自己不要太闭塞(被人蒙蔽)；
       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惕自己不要太狂暴(容易伤害他人)；
       仁爱温良的人，要注意自己不要太优柔寡断(不能决断)；
       恬淡安舒的人，要注意自己不要有拖延症(耽误大事)；
       胸襟广阔的人，要注意自己容易遗忘(没把事情放心上)。
       总之，一定要审查自己该注意的性格缺点，时刻告诫自己，改正自己，然后能致中和，恰到好处。 

       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一定要少，而且要留出各种解释的余地。否则就会眼睁睁看着自己脖子上的绳索越勒越紧。 

       孔子说：“政者，正也。”搞政治，就是一个“正”字，政道之本，在于正己，君王自身要正。正的关键，在于平直真实。 

       《孟子》说，奸臣有两种——长君之恶与逢君之恶。
       长君之恶，是助长国君的恶性，所谓助纣为虐。不过，孟子说，长君之恶，那还算是小罪，因为他只是不敢违抗君主，或不舍得因违拗而失去权位，听命行事嘛。
       什么是逢君之恶呢？那国君本来没想到要去干的坏事，他引诱国君去干。或者国君想干，但是还不敢干，不好意思干，而这时候，有奸恶之臣加以逢迎，给国君找出理论依据，帮助他自欺欺人，让他无所忌惮、理直气壮地干。这才是最坏的家伙。 

       一个决策故事，背后是人性的三个毛病：一是拖延症，不能及时行动，更不能提前行动；二是侥幸心理，不管问题有多严重，他都能自欺欺人认为一时半会儿出不了事儿；三是自用自专，总想推翻别人的意见，按我的意见办! 

       “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
       要记得别人的功劳，忘记别人的过错；要多看别人的优点，不要看他的缺点。
       他的缺点又对你没什么用，你看他干吗？只有把每个人的优点都发挥出来，才是领导力。 

       思考决策，要始终服务于最终目的。
       一切决策都服务于目的，而不是悬在半空中思考，表面上有“决策依据”，实际上是一种目的不明的盲目。 

       软弱的人，都有一个“忍无可忍”的底线。欺负他的人，也知道避免“触底反弹”，逼到这一步，也就不往下逼了。
       逼迫你的人，他是一定要逼到你忍无可忍才停止的，而且一定会得寸进尺，争取突破，进一步拉低你的底线，为什么不在第一步就制止他呢？底线会被不断突破，而每一次退让，都是削弱自己，最终就发展到王莽篡汉。 

       如果当时有心理医生，他去分析皇帝的童年，分析他的原生家庭。可是啊!天子哪有什么原生家庭，每一个皇上，都成长在残缺的家庭，都有不幸的童年，要皇上心理健康，那是小概率事件。 

       有时候忠臣看起来为国负责，实际上没负责。这种奏书，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只是把问题摆出来，责任再推给皇上而已。回去再哀叹：“没有办法啊!”实际上是自己没有用心，没有殚精竭虑去想办法。 

       孔子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
       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约束自己。
       复礼，并不是恢复古礼。复，是反，反己之身的反，反求诸己的反，就是在自己身上践行礼，遵循礼，就是知行合一。 

       决策总是情绪大于逻辑，即便有逻辑，也需要情绪的参与，才能完成决策。
       而执行动员，也是动员大家的情绪。情绪怎么来的呢，就是看到了一个他期望的理由，一个利益，他就被吸引过去了，智商立刻降到零，最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没了。
       投入不够，往往是事情办不成的主要原因，而情绪总是会驱使人们选择投入最小的方案。 

       《论语》里有一句，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这里的鬼，狭义上指自己的先祖，广义上指自己分内的祭祀。
       祭祀，是为了崇德报恩，不是为了求福避祸。崇德报恩而祭，是礼，是本分；求福避祸而祭，就是谄媚。
比如你拜佛，那你必是信佛，按佛的话去做，按佛的价值观去行，那佛便是你的神，你当祭当拜。只觉得拜他一拜，他或许会保佑你，那就是谄媚。你都没在他的价值观道路上，他怎么够得着保佑你呢？
       祭祀是最大的庄严和诚意。不是崇德报恩，缅怀亲人，而是讨吉利，为子孙祈福，称不上祭祀。
       【看到此段非常感慨，想到近几年对疫情的国家哀悼，对抗美援朝战士遗骸的公祭。祭祀，是为了崇德报恩，是最大的庄严和诚意。】 

       《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这是治国的“九经”，就是九大纲领。

       这种情况很典型，就是下属想立功，鼓捣老板去占对方便宜。
       老板本来不需要，但是一来能多占一点便宜也不错，二来不想打击“忠臣”的积极性，就默许他去试一试。那人志在必得，而对方则觉得莫名其妙，义愤填膺，于是双方就闹翻了。
       想“立功”的人，往往给组织带来最大损失。 

       杜业如果一开始就建立的是“不粘锅”形象，人人都知道，就不会有王立请托的信。
       如果做不到这一步，那就按游戏规则来，那就是防不胜防，你也只能认赌服输了。 

       领导者的意志力强，小人自然不敢妄想乱动，这就是“本强则精神折冲”，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折断他们想冲过来的邪谋。
       谷永这份奏书，差不多把皇上骂得狗血淋头，但是他也没事。可见成帝确实是一个宽厚的君王。
       成帝性格软弱，意志薄弱，既不会屠戮谏诤之臣，也管不住自己的欲望，管不住皇亲国戚，甚至也管不住坏人，所以对人对己对国家，都放任自流，全国人民就要为他的放任自流买单了。 

       但凡上中下三策，你找那最笨的，花钱最多的，耗时最长的，往往就是上策，就是胡三省说的“孟浪而惊世骇俗”了。虽然它看起来最贵，实际上最便宜，一本万利，而且是万世之利。 

       郑崇之死，自己也有责任。知道皇上是昏君，谏则谏矣，为何出语就要顶撞呢？
        这是性格弱点，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