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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华杉讲透资治通鉴03

【 作 者 】华杉

【 ISBN 】978-7-5321-7167-5

【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9

笔记

        贾谊陈政事疏，提出好多重要的见解，除了裁抑诸侯国和抵御匈奴外，尤其强调的是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扬文教，转移风俗。
        强调教育，是因为当时诸王、列侯家庭都已经堕落腐化，没有教育，就不足以维持长久；强调文教，是因为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只能管一时，渐渐地，政事松弛，国家就会走向申、韩的刑法之路，沿袭秦朝“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老路。要革除秦朝的弊病，就要另开文教。如果朝廷只讲法令，社会只重钱财，风俗就会日渐败坏，阐扬文教之后就是移风易俗。
        由此，西汉的政治思想，就逐渐从申、韩走向儒家。

        春秋时期，秦穆公问蹇叔，怎样才能称霸天下？蹇叔对曰：“夫霸天下者，有三戒：毋贪，毋忿，毋急。贪则多失，忿则多难，急则多蹶。 

        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注意分辨说话人的话，跟他个人利益和面子的关系；
        明知他的意见不对，也要找到其中对的部分来夸奖，不按他说的做就是了。
        不要让任何人因为说的话不对而损失面子，这样大家就没有强词夺理的必要，开会比较接近实际，并且有效率。 

        鲁哀公曾经说：“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
        所以古人以没有节制的安逸快乐为鸩毒，以无德而富贵为不幸。 

        《孙子兵法》说：“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就是说程不识这样的人。 

        每个人都会受到身边人的影响，不要自信你有判断力，只是和别人游戏玩乐，不会让他参与政治，不会受到他的影响。
        我们不能对自己的判断力太过自信，以为自己不会受别人的影响。我们要首先搞清楚自己的判断，决定我准备接受谁的影响。 

        孟子说，有四种圣人，也有四个原型人物：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伯夷是圣之清者，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跟别人谈话，人家帽子没戴正，他也接受不了。周武王伐纣，他认为这是以下犯上，于是选择绝食而死。
        伊尹是圣之任者，以天下为己任。天下百姓但凡有一个人在受苦，他也认为都是“我的责任”。天子昏庸，于是他把天子太甲软禁三年，让他悔过改正后，再迎接他复位。
        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与世无争，跟谁都能干，能干一点就干一点。因为秉公办事，保护百姓，柳下惠得罪了鲁国权贵，被连贬三级。但他本人无所谓，认为被贬到哪一级，就干好哪一级。“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孔子是圣之时者，无可无不可，可以进则进，可以退则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领导者的第一职责，就是培养新的领导者。培养、推荐人才，是领导者的本职工作，所以，如果在你的手下没有人才辈出，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以仁爱人民为务，让近者悦，远者来，这是王道，是使命感；穷兵黩武，不停地征服，这是强道，是征服欲，最终会把自己拖垮。
        亚历山大、成吉思汗，都是典型的征服者，顾不上统治，就是不停地征服!
        汉武帝是征服者加统治者，但还不是王者。
        文帝、景帝，这是仁者、王者。但是，人们都崇拜征服者和统治者。 

        郭解，一个布衣百姓，为任侠横行乡里，好像官府一样行使权力，谁得罪他，他就要杀谁。这个儒生虽然不是郭解亲自杀的，其罪行更甚于他亲自动手，应当处以大逆不道之罪。
        公孙弘的意思是：杀人，本来是个刑事问题，但谁得罪了他就要被杀，甚至不用他亲自动手，也有人替他去杀，这就成了政治问题，相当于他在行使公权力杀人了，所以是大逆之罪。所谓“替天行道”，是僭越了“天”的权力，更何况行的还不是天道，是自己的歪门邪道。 

        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关键是害人之心不可有，尤其是报复之心不可有。
        你吃了他的亏，想找回来，他又吃了你的亏，想找回来，最后就只有同归于尽才能扯平。
        如果知道结局是同归于尽，他们还会斗智斗勇吗？历史已经无数次重复了这结局，但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会例外，这就是以喜怒好恶行事，而不遵循天理。 

        所以成功者是尽我之性，成就自己。领导者要尽人之性，成就他人。伟人是尽天地万物之性，厚德载物，化育天地。
        唯天下之至诚，诚，是最大的领导力。王者的仁心，就是真心想让大家都好! 

        领导者很难知道下属的真实想法，当领导者提出一个问题，回答的人首先本能的反应是，如何回答对我有利，以及如何在回答的过程中揣摩上意，随时调整，最终让领导觉得跟我有“共鸣”。
        领导心里有倾向，看谁对得上，而且能给他补充。下属也懂得这个游戏规则，就试探着前进。
        领导者这样去发现“人才”，就只能发现江充这样富贵险中求的“人才”。江充的一言一行，没有一件不中皇上的意，但最后的结局是他的能量大到居然逼反逼死了太子。 

        《中庸》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舜的度量，舜的大智慧，是他真的用别人的意见，而不是“任其私智”，是一种内心的、本性的、真正的谦逊，一种“听话”的智慧。
        隐恶而扬善，这是鼓励言路畅通，那说得不对的，到我这儿为止，我不批评他，也不让他因为说得不对而丢脸，下次不敢说了，这是隐恶；说得对的呢，就表扬他，这是扬善。
        最后，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中庸之道，找到全民幸福的最大公约数。 

        对于司法，我们熟悉的一句话叫：“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这话说的是一个理想状态，实际上并不现实。
        如果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就不得不放过一些坏人，这叫“疑罪从无”；
        如果我们绝不放过一个坏人，那就只能冤枉一批好人，这叫“疑罪从有”，也就是“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法律的繁杂多门，就是官吏的自由裁量权的操作空间，就是权力和利益。
        如果法令简明，一切清楚明白，官吏们就没有权力了。
        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中有一条叫“刑不可知而威不可测”，就是不让人把法律彻底搞明白，这样统治者才有最大的自由裁量权。 

        霍光辅佐汉室，可以说是忠臣，但未能庇护自己的家族。为什么呢？
        为人臣者，把皇权执在自己手里，久久不肯交回，这样很少有能逃脱厄运的。
        周公和霍光的功勋相当，但周公处在被猜疑的危境之时，始终保持戒慎恐惧，有惴惴之小心，斯有温温之恭德。因此，就算有雄猜之主、嫉妒之小人，也自然打消了他的念头。
        做大事，靠修养，不靠本事。本事可以用别人的，修养则只能是自己的。
        张居正给明神宗讲《资治通鉴》的讲义，发现他对霍光之败，竟无一字讲评。他败的原因，也和霍光差不多吧!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但是知行合一太难!所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如果你做了善事而自己张扬，有了功劳而自己夸大，就把你积的德对冲掉了。
        我们总觉得自己没得到足够的承认，但反过来，自己把自己往下踩一踩，那是“踩实了”，更加扎实。而且，自己踩实了，也省得别人来踩。自己图虚名，就要被别人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