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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鉴赏辞典——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2)宋 元

已有 1301 次阅读 2021-8-10 08:36 |个人分类:读万卷书|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五代辽宋夏金元,是中国历史由中古向近古转变的关键时期。群雄并起逐鹿天下,军事谋略的比拼、政治智慧的较量、思想理念的碰撞,在这个社会大动荡、文化大发展、民族大融合的时代里显得异彩纷呈。
北宋建立后,本着“强干弱枝”的指导思想,避免了地方分裂的再现,使北宋在政治上出现了稳定的局面,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经济上,社会经济发展迅猛,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超越之前历代,达到封建经济的最顶峰。
文化上,儒学完成了历史上最重要的转型。理学的出现,一扫南北朝以来儒家思想地位动摇的阴霾。理学的地位不断上升,影响不断扩大,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最终占据了思想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并上升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社会数百年之久,在民族精神的塑造及价值观念的形成等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赵普:“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 


金与南宋的南北对峙,奠定了未来中国南北社会的人口、语言、文化差异的双元格局。 


就思想文化而言,正是因为金灭北宋的靖康之变的强烈刺激,激发了汉族士大夫的夷夏之辨、大义名分,新儒学也借此发端,在基层社会不断铺开,实现了帝制中国的社会转轨,即精英的地方化、家族化。 


总体而言,宋徽宗时代堪称中古中国文明的最顶峰,在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上都达到了可谓盛世的繁荣程度。
然而,就是这样的盛极而衰才是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北宋经济社会的空前繁荣,财富的不断累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奢侈腐败,国民精神也趋于安逸享乐,完全没有了忧患意识和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物质的空前进步与精神上的极度糜烂恰是等量齐观,于是本国的民变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也如火山般同时爆发。 


李纲的际遇似乎只是体现了南宋政权在恢复中土与偏安政策取向上的对垒,背后潜隐着的是朝廷各派系争夺绝对权力的用心。 


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起的政权,无论是版图疆域,还是存在时间上,都如那昙花一现,终究敌不过中原汉族政权的强大向心力,然而辽帝国和西夏帝国却能长期与中原的大宋帝国并驾齐驱,呈现三足鼎立之势,甚至在军事角度上压制着大宋帝国。
辽帝国和西夏帝国在顶层设计上、在对于中原文化的态度上,皆能看出一方面它们能吸收中原王朝的政治体制的精华,另一方面又保留着“原生态”带有民族意识的制度设计,两者相得益彰,共保皇权根基牢固。
对于中原文化,一方面尊崇并同化之,另一方面也保留并发扬本族群的传统因子,使得自身族群并没有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拓跋部落那样被同化殆尽。 


一代帝王耶律阿保机在东北和华北北部建立起威震东亚的大辽帝国。历史上的辽朝与五代同始,与北宋同终。当时包括据有中原人文荟萃之地的北宋在内的四周邻邦,均须视辽之马首是瞻。由于声名远播、影响巨大,世界上有些国家和民族例如俄罗斯,直至现在仍把中国称作“契丹”。 


辽代最特色鲜明的政治制度莫过于“捺钵”制度。皇帝不常住京城,而是随季节气候和水草的变化,四时迁徙。
契丹的捺钵制度是本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大辽建国后出现的特殊政治、经济形势交相作用的产物,这种制度与辽朝创行的南北面官制互为表里,一方面保护了燕云、渤海地区进步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另一方面也保持和发扬了本民族固有的经济文化传统,从而在巩固政权、维护统一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统治者借助捺钵制度来强化契丹人的民族意识,突出北面官的决策地位,借以团结部民、减少阻力,并保持了南北的政治统一,借助推行改革来实现国家的进一步富强,而又不丢失本民族的传统特色。
通过探究捺钵制度,还能发现其实契丹人在转徙流动中实现了有节制的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并且因地、因时地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有效保护。
捺钵制度也被金、元、清等后世王朝所承袭。如清朝满人的热河山庄避暑,木兰围场秋猎。
捺钵制度对于亚欧大陆上的草原民族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在遭遇贬谪后,苏轼仍致力于为民办实事而不注重本身的坎坷与无奈。在徐州为官时,苏轼亲自带领官员筑堤防洪、引洪入黄;在杭州任职时,他更是致力于疏浚西湖、修筑苏堤的具体实践,他创办医疗场所、赈济灾民;在惠州执政时,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百姓对于苏轼的好评自然是出自于肺腑且本诸自然的。 


“理学”是北宋初期“新儒学”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属于突破新儒学的新范畴。不再墨守于对《四书》、《五经》的死记硬背,而是联系当下社会现实,重新阐发义理,从而有力地缓和了社会矛盾。
理学在新儒学的基础上,又兼而吸收了佛道的养分,不仅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更是兼谈性命,主张亲近自然,内外兼修,存天理,灭人欲。 宋理宗时期,“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学术。 


忽必烈任用汉人儒士治理汉地,可以说是用“汉法”治汉地,既减少了汉地人民对少数民族征服者的排斥感,又能利用汉人儒士对汉地的熟识和对民情的了解,使汉地的治理速见成效,同时也使汉人儒士对忽必烈代表的蒙古统治集团增强了信任感,对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立道对安南的外交政策和在云南的治理手段都是卓有成效的,他以文为主,以武为辅,这种治理方式对任何时代处理民族问题和外交问题都具有借鉴意义。


蒙古族在征服过程中逐渐抛弃原本萨满教信仰,转而信奉佛教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元王朝的统治者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位愿意与自己合作的佛教领袖,从而通过控制信仰来巩固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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