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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朝开始到其结束,中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王朝在历史上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当时所发生的巨大变革:
商业的兴起,加速了由新兴的中间商阶层掌控的农业商业化体系的形成。社会被少数门第最高的世家大族和一些地位相对较低的地方豪强统治,这种自汉代传承下来的制度,在唐朝后期被终结,大族统治随着唐王朝自身的灭亡而结束。
新文化地理格局的出现。“安史之乱”后政府丧失了对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导致长江流域成为帝国的经济中心与主要财源。
唐朝商人重构了和外部世界的贸易关系。唐初的路上丝绸之路,晚唐的海上丝绸之路大宗商品贸易把中国和一个新生的世界经济体系相连接。
重要的文学新流派的出现。文学艺术创作的中心从偏好浮夸、矫揉诗风的宫廷转移到都城和其他大城市,这使得初唐诗人有了更大的创作自由,而且也可以采取更严肃的道德立场。
实行帝制之前,“朋党”一词就是贬义词。人们认为官员应该一心一意奉献于由君主代表的公共利益,所以任何官员间的朋党都显示出对私利的追求,导致朝廷和国家的道德败坏。
随着对商业经纪人的需求增长,他们有时能够积累大量属于自己的财富。虽然大多数商业上的新变化要到宋朝才全部完成,但它们首先出现在晚唐。
市镇不仅对乡村社会商业活动的逐渐增长做出了贡献,而且对政府从以农业作为收入来源向以商业作为收入来源的财政转变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面,汉代是一个发现、探索与军事扩张的时期,而南北朝时期则与之相反。南北朝时期,异族大举进入中国北部地区,以佛教为代表的异域文化也随之而来,从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隋唐则融合以上两个时期的特点,在向外拓展的同时也接纳了大量外族人民与他们的文化。可以说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和国际化的时代。
到宋代晚期,世界贸易由三大经济圈构成:西欧、中东和东亚。其中任何一个地区的贸易规模都大到足以改变社会经济秩序。
尽管这个三分的全球经济结构在唐代还未出现,中国因之加入世界经济的东亚海洋贸易圈在那时就已开始形成。
以中国作为其最大参与者的前现代世界经济的基础,是8—9世纪穆斯林商人开创的唐帝国海上贸易。
随着一个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和作为东亚佛教世界中心的中国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国僧人以学生和香客的身份来到唐帝国这个圣地。正是佛教逐渐增加的中国特性使大多数人看到了佛教的外来性。
禅宗强调师徒传承是试图使自己从一个不重要的教派发展成为正统教派。它宣称师徒之间可以通过意念完成超文本的传承,内容超出了现存的佛经。
创造性的禅宗传承体系因此也戏剧性地迎合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以及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觉悟的可能性,这个创造界定了唐代佛教。
《五经正义》提出了五个基本假设。
第一,经书是圣人的作品,规定了道德典范的态度、意图和规章。
第二,经书是上古理想境界的唯一记录,因此在本质上有别于其他早期的文本,如哲学家的著作或碑刻。
第三,它假定尽管孔子及其嫡传弟子对经书的含义有着卓越且可靠的洞察力,唐代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唐代的文人苦恼于经典的传承被永久切断,其含义不能再被精准地理解,他们相信这部分是因为孔子有后来追随者所没有的洞察力,部分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对经典的传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破坏,并且由于南北朝时儒学不振而更加恶化。
第四,考虑到这种破裂,现代人只能通过前代所记录的注解接近经典的文本。
第五,作为一部伟大的著作,经书的所有部分都是同等珍贵的,每个章节、每句话、每组词、每个字都理所应当地得到仔细关注。
对于杜甫、李白及其他后来者,诗歌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职业的附属品或蹩脚的替代物,而是具有了最高使命感。一些人将诗歌创作描绘为一项几乎是神秘的事业,一种类似于禅宗修行的虔诚实践。
再度统一的隋朝及初唐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城市规划和商业限制等在唐代逐步消失。10世纪发生了多种变化,包括大族统治的终结、更注重才能的风气、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的永久性南移。这些变化不仅为宋朝,也为晚期中华帝国的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新制度创造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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