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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具有持久和顽强的特质,在历经数个阶段的分裂之后,它一次又一次重塑自身,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雏形,最早的两个朝代:秦和汉。
总体来说,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古典时代的5个主要特征进行深入探讨:
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
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
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
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
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理念至今仍在塑造着中华文化,影响着当代世界。
地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不只是研究地表形态、河道或土壤类型,还研究人类塑造地理环境和被其所塑造的方式,以及它们在空间中相互影响的方式。
早期帝国阶段的中国,以及它后来很长时间的历史中,都由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灌溉盆地所构成。
这个地区有几个特殊的地理特征:
多山,多数的土地不适宜耕种;大部分人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
缺乏天然港口。在北方和南方之间,没有天然交通枢纽。
华北地区缺乏天然港口,使得沿着海岸线来往运输的贸易不景气。在19世纪铁路铺设之前,用牲口驮运谷物到60公里之外的地方,所花的费用比生产谷物本身的费用还要高。在秦和汉帝国的统治下,黄河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大约90%的人口聚居在黄河流域。
在黄河流域,中部高原的风积黄土使用简单木制农具即可耕地。由于气候干旱,土壤不会被降雨冲刷侵蚀,而是能持续肥沃和保持其碱性。黄土堆积成山,横亘在高原上,有利于防止洪水漫延。
在东部的大平原,黄河水中的泥沙在这里沉积下来。尽管这种土壤比黄土更加肥沃,这种沉积性泥土也更易造成洪水泛滥和盐碱化。
这种由帝国出资的大规模防洪系统,和小规模、家庭拥有的灌溉系统的结合,塑造了中国华北的政治经济结构。
南方面临的环境威胁,不是旱情或者水灾,而是过分的潮湿使得一些低地过于松软而无法耕种,却为疾病提供了温床。在汉朝到唐朝长达一千多年的文学作品里,南方被描述为一个沼泽遍野、荆棘丛生、瘟疫多发、毒物充斥、野兽横行的地区,更是黥面文身的部落民的领地。
秦国崛起后获得对诸国的支配地位,并且能最终成功地缔造一个统一的帝国,依靠的是两个方面的发展:
在商鞅的领导下,秦国的改革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通过范睢的改革,秦国成功地把权力集中到了统治者个人手里,这在诸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各国的分封官员和皇室宗族忙于分裂政府权威时,秦国却把权力集于统治者一人之手。
秦国重构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一种独特的国民性的出现。作为相隔一方的土地和人民,秦在不断地定义自己,同时也被其他国家定义。
战国晚期大一统的趋势相对于诸侯国之间尖锐的分歧更为显著,对抗统一趋势的只限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精英。
丝绸作为金属货币的补充成为交换的等价物,也是汉人在边市交易的一项大宗货物,罗马学者老普林尼曾经抱怨说,罗马所有的黄金白银都流向了东方,去购买这种薄如蝉翼的纺织品,因为罗马的妇女喜欢穿戴丝绸,把她们打扮得更妩媚。罗马的黄金、羊毛、琥珀、象牙以及玻璃制品都被运往东方,以换取那里的丝绸,同时,沿着和古代“丝绸之路”相同的中介链条,这些商品也逐渐被运往汉朝。
汉朝对来自遥远地区的珍稀宝物的沉迷根源于这样一种思想:皇帝权力大小的衡量标准取决于他能否把人民及其地方产品引到朝廷。地区距离朝廷越遥远,敬献来的物品越稀奇,那么皇帝的影响力就越大。
“经”这个字最初是指穿过一个领域,规范它的某种事物,同时还附带具有“坚韧”“不折”的意思。“经”字的引申义包括了“界线”“分界”。当这个字和“纬”并列,“经”“纬”这两个字就被用来翻译“纵线”和“横线”。在其他一些文献段落里,“经”字仅简单作为一个动词,意思是“使之有序”或者“统治”。当作为名词使用时,它意味着“指导原则”和“永恒标准”。
法律不只是一个规则和刑罚的体系,还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和修辞。在早期中华帝国,法律和语言之间的联系不只是简单掌握技术语言,更是一个通过语言的调节来控制社会的过程。
汉朝的行政管理建立在州和郡的基础之上——一种两级结构,它把地方势力分化成小的单位,防止它发展太快,以致威胁到中央政府。 然而东汉走向衰落的重要一步就是,地方政府开始掌控着大量人口、庞大的财富,以及更为重要的武装力量。公元2世纪的下半叶,州牧变成了半独立的军阀。 豪强大族的居住建筑也开始构筑配有望楼和高墙的坞堡。东汉政府放弃了一切限制依附佃农增长的努力,这样做的同时也就放弃了对农村地区的直接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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