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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意欲简明的历史书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最多只能成为一本富有见地的向导,将读者引向浩瀚的历史发展中。
历史不是简单地记述一个广受认可的故事,而是一个将大量的史料和前人的评述进行排列组合的过程。读者对事物的看法不一,作者却必须对观点做出选择。
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所占的篇幅,本书则按照观赏风景时的原则进行编排:离观测者越近的,体积越大,细节越丰富:离地平线越近的,则越模糊,越笼统。因此,越靠近现代,每个章节所包含的时间段就会越短。如此,在观赏风景时,有些特征也会显得更加重要。这就是坊史学家非常熟态的”目的论”(teleology)。
如此包罗万象的一本书必然十分依赖他人的研究成果,作者须保证在整体连贯一致的叙述中,同时展示现有的史实和史学家们通常相互冲突的观点。本书作者强烈意识到当下史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和不足,但仍然希望通过呈现一个时间跨度大、题材广泛的德国史框架,来达到两个有益的目的:其一是为后续特定领域的研究提供蔓基础和启发,其二是方便读者定位自己现有的知识和兴趣。本书意欲成为一张地图,为进一步的细节调查指路。
在经常被引用的著名诗句中,德国最负盛名的两位诗人歌德与席勒提出了德国史最核心的问题:
“德意志?他在那里?我找不到我的国家。”
“德国人啊,任何组建国家的希望都是徒劳的;别发展国家了,还是提升你们自己吧,你们可以做到的,这更加自由!”
这个国家统一的太晚,以至于思想家和诗人将“自由”限制在个人的精神层面,使其与公共领域和国家权力泾渭分明。
这个国家以其奇特的高效率,在每一个历史转换时期都树立起了某种“典范”。
由于历史的原因,德意志所辖的区域曾经互相独立存在,就像州和国家一样,因此它们之间更多的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史上的差异,而非地理上的。
对于到德国旅行的游客来说,最震惊的莫过于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占领,以及人们的信仰、习俗和社会关系所遗留下的痕迹:中世纪的要塞城市和古堡,巴洛克时期的教堂和修道院、豪华的宫殿、不同样式的农舍、伯格之屋(burgher house),以及工业时期的贫民窟。
德国充斥着不同地域的刻板印象:普鲁士新教的禁欲主义、军国主义和保守主义时常与汉堡的自由主义发生冲突。同时由于信奉罗马天主教,大口喝酒、爽朗热情、说着一口难懂的方言的巴伐利亚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在他的《日耳曼尼亚志》中生动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日耳曼部族。他描述了他们的社会组织、政治体制、战争形式、刑罚体系、建筑、服饰和发型风格、婚礼、葬礼、农业技术,以及喝酒、宴会、争吵、休息的诸多习惯。除了赞赏日耳曼女子的贞洁以外,塔西陀对日耳曼和日耳曼人并没有一个劲地奉承。他说日耳曼人一定是原住民,而不是从别的地方迁徙来的移民、因为“谁会(想)去日耳曼呢?它的风景不美,气候不好,整体感觉又沉闷,除非这里真的是他的故乡”。
19至20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德国的王权孱弱是个严重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民族和国家是最自然的政治单位。而对于现代人而言,国家被后资本主义下新形式的跨国经济联邦取代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从长远角度看,中世纪晚期德国多姿多彩的城市和精神生活,实际上为后续的西方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丁·路德认为,《圣经·新约》的德语译文应当是“家里的母亲们、胡同里的孩子们、市集上的贩夫走卒们”使用的语言。同时马丁·路德的译文对德语的统一和规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对马丁·路德来说,语言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用德意志人民能够听懂的语言,将上帝的话传达给他们。
追根溯源,宗教改革影响了后来人类社会的许多发展和变革,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科学、个人主义、世俗化和“世界的去神秘化”,以及现代政治的方方面面。
比起17世纪末至18世纪日益强大的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德国更像是一个狭隘、落后的小国。从整体来看,帝国中央权力衰退。随之而来的却是地方相对高的集权倾向。
俾斯麦推行了相当进步的社会保险法。1881年,德皇在演讲中宣布了俾斯麦的社会保险计划,1883年引入《疾病保险法》,1884年发布《意外事故保险法》,1889年发布《老年和残障保险法》。
宪法的两个特点加速了俾斯麦的倒台:一是宰相和皇帝的特殊关系,皇帝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二是军队的权力。
俾斯麦为德国留下的政治遗产是意义含糊的。
一方面,他策划了德国的统一,使其成为一个普鲁士主导的小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个国家是一股强劲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上都有发言权。另一方面,他所创立的国家是专制主义的,充斥着政治和社会的矛盾。
这些矛盾在俾斯麦下台后的帝国主义时代中越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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